國家大精神中的電影發展方向   

嚴浩

一部打動人心的電影能增加一個國家的「能見度」，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一窮二白，但是，李小龍電影的出現好像在中國的上空引爆了一顆超級巨大的照明彈，當時西方人說，李小龍把中國放在了地圖上。又好像韓國電視連續劇《大長今》，如果你是40歲以上，你會記得韓國是在《大長今》之後才在香港像一個燈泡一樣亮起來。

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是個大好信息。然而，國家大精神中的電影發展方向應該如何？這是個很大的題目，我想從一個小的切入點講起。

電影具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

回顧過去的成長過程，我經常會從電影和文學中得到做人處事的啟發，電影的啟發方式是獨特的，一群觀眾同時被故事感動，在黑暗的電影院中對比自己的生活經驗，然後把感悟帶到生活中去。有感染力的電影不是通過標語口號，是通過立體生動地描寫人物的心路歷程，從心靈上感動觀眾。一部感人的電影有能力改變一個人甚至一個大群體的價值觀，因為電影有這個功能，它就成為了社會政治文化一個最重要的媒體。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會不會拍一部電影把自己塑造成「聖人」？我對CIA的認識和大家一樣，都是從看荷里活電影才知道的，奇怪的是荷里活電影很少講CIA的好話，起碼電影中總是把CIA的頭頭描繪成官僚的、生硬的，但是主角永遠是正面的，盡忠職守、死而後已。

美國國防部和CIA直接參與了很多荷里活大片，有很多我們都可能看過，這裡只是舉幾個例。《黑鷹15小時》（Black Hawk Down）中，美國國防部甚至幫助訓練演員，提供拍攝需要的武器裝備。《追擊拉登行動》（Zero Dark Thirty）， CIA為攝製組公開了最高機密，電影中對疑犯用酷刑的片段是CIA堅持的，並且要求還原實況。CIA堅持要把其中恐怖盡量曝光，因為CIA就是要你對它敬畏害怕。在CIA主導的影視作品中，CIA的形象是魔鬼，這個立場在公開場合也不隱瞞，甚至引以為榮，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曾經是CIA局長，他在訪問中直接說：「我曾經是CIA局長，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我們還有一門課程專門來教這些。這樣說你應該會想起榮耀的美國實驗吧？」「榮耀的美國實驗」，我們稍後會再說。

這種「坦誠」表白，在電視連續劇《暗戰》（Homeland）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劇中的CIA所作所為是非人性的，連主角都是制度的受害人，他們的影視作品很少隱瞞他們的制度問題，因為反正世界人民都知道榮耀的美國實驗，關鍵是，這些主角永遠在情感上是愛國的，是理解而且維護他們的制度的。這是荷里活講好美國故事的方法，制度只是一個概念，你要恨要討厭，我幫你罵，幫你出氣幫你發洩，但是制度裡的人是真實的，他們即使討厭這個制度但仍然理解支持，誓死維護，這才是重點。

美國國防部也利用電影招兵買馬，很多人都看過湯告魯斯主演的《壯志凌雲》（Top Gun），國防部不惜工本為電影提供種種武器做道具，用軟武器為美國軍隊臉上貼金，這部電影在世界上都成功，結果也真的在本土招到了很多高質素的兵員。還有賓‧艾佛力主演的《ARGO─救參任務》，講CIA特工拯救被困在加拿大駐伊朗大使官邸的美國外交人員，電影得到了無數大獎，這部電影也是CIA從劇本開始參與，把CIA特工表現得大智大勇。

國家安全是不可觸碰的底線

英國人是怎麼講好他們自己的故事？電視連續劇《王冠》，每一集的劇本都一流；這套連續劇第一至五季製作和播放時，英女王和菲臘親王仍然在世，但是，劇情還是直接寫王室成員的醜事，譬如其中一集講述女王在一場嚴重礦難後仍忙着研究養馬，這很符合世人對女王的嘲笑；菲臘親王則厭煩了自己無所事事，這也符合世人對親王的調侃；查爾斯這一輩子就等着做英王，他一點都不開心，因為他無法展開個人的追求，劇本明寫他們是這個制度的受害者。

但是，觀眾看完以後都會愛上這些熒幕內的人物，因為，他們雖然服從於制度，但是，他們總能及時改變自己，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英女王在礦難後連續多年訪問礦場所在的小鎮；菲臘親王在幫助一個團體時意識到個人生命的價值；當時還年輕的查爾斯王子決定在他一旦登基以後要做個不一樣的君主。這套連續劇還直接暗示安妮公主濫交，還做人家的小三，只是，劇情也事先說明對方的婚姻已出現問題。單身女性濫交在西方是個人的選擇。

還有電視連續劇《唐頓莊園》（Downton Abbey），講一個曾經顯赫的破落大家庭如何支撐下去。這個家庭中沒有一個人上班賺錢，整個就是英國現狀的縮影。300年的殖民惡果，令到英國的製造業一蹶不振，戰後的英國就是靠向美國借錢維持，《王冠》中其中一集也直接明說這個事實。《唐頓莊園》的劇情不嘗試隱瞞家族捉襟見肘的困境，但更加突出在困境中的成員包括他們的一群傭人如何優雅地化解困境。

這些美英影視作品還是有一個共同特點：表達再自由也無一觸碰底線，這個底線叫國家安全，譬如加拿大、西班牙、英國，多年來都在鬧國土分裂，加拿大魁北克省鬧獨立，西班牙加泰羅尼亞鬧獨立，英國的愛爾蘭、威爾斯都鬧獨立，多年來反反覆覆，但從來沒有一部西方影視作品點讚或者鼓勵推動這些運動。但美英從政府到媒體和影視作品，在世界各地反反覆覆推動顏色革命，在香港策動黑暴，支持「台獨」分裂活動和「疆獨」分子，我們目前就是生活在這個歷史關口。

甚麼是「榮耀的美國實驗」？十五世紀末，歐洲人踏上美洲大陸時，這裡居住着2000至3000萬印第安原住民，約一百年後，原住民人口剩下不到100萬人。美國立國後，當時的總統公開稱「用印第安人的皮可以做出優質的長筒靴」「必須滅絕印第安人或把他們趕到我們不去的地方」「印第安人必須迅速被消滅」。

二戰後，美國繼續這個「實驗」，在盟友的默許以及支持下，以「民主」的名義在全球造成的傷亡超過700萬人，造成的難民超過3000萬人，事實證明美國是全球人道主義最大的破壞者。西方稱自己這樣的行為是「民主」，但對中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過去40年令到八億人脫貧，卻稱作是「極權」。

西方對華的「妖魔化」

西方已經過時的冷戰思維無法遏制中國發展，反而嚴重限制了他們自己。在今天國家大精神的指引下，我們的電影除了要講好歷史，也要面向未來。未來的世界是個多極化的世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經濟多極化的結果是推動政治多極化，多極化的世界是時代進步的要求，儘管美國作出了種種嘗試，也無法阻止一個多極世界的出現。事實上，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世界都是多極化的，目前世界努力的方向是避免互相殘殺，歸根結底，這一切取決於我們在競爭中如何把彼此當人來對待，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電影題材。

西方的媒體很注重「造句」，在西方，CCTV（閉路電視）被稱為「Security Cameras」，即是保安攝錄機，但在西方媒體有關中國的報道中，保安攝錄機卻被叫成「Surveillance Cameras」，即監控攝錄機；中國登陸火星叫「conquer」（征服），美國就叫「exploration」（探索）；他們將中國的恐怖分子美化成「自由鬥士」（freedom fighter），自己卻用盡方法打擊恐怖分子；美國把政府叫做administration（行政部門），中國政府則叫做regime（政權）。改一個名就在潛移默化中扭曲了群體的印象。

2019年爆發的修例風波就是幾十年來西方對部分香港人洗腦的結果。大紫荊勳賢陳啟宗先生是香港恒隆集團董事長，2019年1月獲得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首次頒發的「外交之友」稱號。他在一次訪問中說：「你說現在這年輕人，（回歸至2019年有22年）好多都是22歲不到的，就是30歲以下的那些，當時也不過8歲，那你對北京有甚麼認識？北京沒有對你不好吧，要是北京有甚麼情況，都是之前的事，以往30年，有甚麼對不起你的沒有？沒有！但是他們確實變了，不是為了反港府，是反北京。」

英國人管治印度300多年，遠比管治香港的時間要長，因此，英國人在印度的經驗在香港就是一種延伸；有兩件事英國人不會在殖民地做，一是建設博物館，二是興建劇院，殖民者在這種事上一定深思熟慮。博物館和話劇，都是鼓勵殖民地人民去尋求自己的身份及所存在社會的歷史和文化，這樣等於提醒被矮化被歧視的民族重新團結起來。一個民族是怎樣凝集的？共同歷史記憶！當這個民族的歷史被學校老師胡亂施教，被年輕人漠視，又被資深的成年人拒於門外，「傳統」就成為「需要砸爛」的代名詞。

用電影講好香港故事

所以，要講好香港故事，首先要講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如何在國民黨軍隊撤退、英國和加拿大兵戰敗後，成為華南唯一抗日武裝力量，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重要的貢獻（當時香港是全國被日軍佔領城市中唯一有游擊隊的城市）；再講香港1967年的反殖愛國鬥爭，是那個年代的世界性反殖浪潮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如果這段歷史的真相在二十年前就曝光，可能不會有黑暴。把人群的歷史認知從歷史錯誤的一面帶回歷史正確的一面是一定要補做的，但可能需要採用一個大部分人聽得進去的語言。

電影是世界語言，也是年輕人聽得懂的語言，我們作為愛國電影工作者，有責任通過電影語言向年輕人講好香港故事，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使「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當然，電影的題材不止歷史故事，要百花齊放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要寫好人物，除了寫好偉大、有貢獻的人，也寫好身份卑微但有偉大心靈的人，我們的電影也可以利用適當的題材，向世界表達我們是一個從集體出發的民族，這是與西方的個人主義最明顯的分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能說明了，為甚麼中國在40年裡做到了外國400年才做到的事，簡單說團結就是力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後面，有凝聚我們民族連續不斷五千年的中華文明，我們有足夠的文化自信，而民主制度走到極端就是西方現在的無政府主義，事實證明個人主義到了極致就會引起社會管治和國家經濟問題。不同制度帶來的社會異同比較，也會帶來正面的效果，人類只會不斷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態，不可能原地打轉。

用電影語言作為與世界溝通的語言，立體地介紹我們的民族，關鍵的是講故事的切入點，也注意在劇本取材和故事結構上面向世界觀眾，從心靈上感動世界觀眾，這樣我們的電影才能夠有效地融入國家發展大精神。

本文首刊《大公報》，本網獲作者授權刊登。

(編者按：嚴浩是香港資深導演，乃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湧現的香港電影新浪潮領軍人物，重要作品包括《似水流年》、《滾滾紅塵》、《天國逆子》、《太陽有耳》、《庭院裡的女人》、《我愛廚房》與《浮城》等。部分作品先後獲大獎，其中在柏林國際影展，《太陽有耳》同時獲得最佳導演獎及國際影評人獎；《似水流年》同時贏得香港電影金像獎六項大獎，其中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天國逆子》在東京國際影展同時贏得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滾滾紅塵》同時贏得台灣金馬獎八項大獎，其中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我愛廚房》獲得芝加哥國際電影節最佳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