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耀明告别明报月刊30年主编生涯 肩负香港文学馆新角色
在《明报月刊》任职总编辑先后30年的潘耀明，如今正面临着从“潘总编”到“潘馆长”的身份转变。今年八月，潘耀明宣布香港文学馆（The Museum of Hong Kong Literature）管理有限公司的商业登记注册正式通过，实现了他“一生的终极理念”，大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概。
离任《明报月刊》总编辑之际，潘耀明回望倾注于这份30年如一日的责任，近30年前接受查良镛(金庸)委任的时刻依旧历历在目。“当时，董桥先生过来找我，说查先生想要面见。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查先生虽然是我敬仰的大师，但我与他实在不熟。我去到他办公室，原来正是要商谈请我接手《明报月刊》总编辑一事。当时，查先生亲手为我写了聘书，我至今都还保留着。因为我在纽约大学读的是出版管理与杂志，因此查先生就请我同时兼任了《明报月刊》的总编辑和总经理，希望我可以在市场与内容之间找到平衡。”
打造“泛文化”杂志
接手总编辑之位时，潘耀明同样接过了金庸对于文化的坚持与执着。“查先生曾说，文化品牌就是无形财产。因此，我希望将《明报月刊》打造成为一本泛文化性的杂志。”所谓“泛文化”即指广义的文化，在愈发开放的社会背景下，潘耀明立足于当下的同时，亦着力向广、向深挖掘社会事件背后的文化与历史因素，虽注重把握时代脉搏，也以文化的厚重抵御着愈发浮躁的社会中的“即食文化”。他开设“十方小品”栏目，广邀夏志清、李欧梵、高行健、龙应台、莫言、余华、刘再复等名家撰稿；亦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合作，进行文化性经典的介绍；而当意识到科技发展对人民日常生活越来越大的影响后，潘耀明也引入科学、医学等元素，极大拓展了《明月》的文化疆域。
尽管兼任总经理一职，文人风骨却令潘耀明从未试图迎合市场，而是坚持服务、存在于特定的空间与特定的读者群。对此，潘耀明自信地表示，如今在科技发展的影响下，信息的获取渠道已经发生颠覆性变革，必然导致平面出版物面临大幅减少的市场问题，但是精英文化并不会因此消亡。当初访问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时，潘耀明一眼就看到，那里订阅的两千多本中文杂志中，《明报月刊》也是放在最上面的位置，更加坚定了他的观点。直至2022年4月，潘耀明再次致信当时的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递交了《呼吁在西九文化区建立“香港文学馆”》，终于获得正面回应。在香港赛马会的资助下，香港作家联会最终成功在湾仔茂萝街七号古建筑绿屋内三楼申请到了一块两千呎的场地。潘耀明笑称，或许这是世界各大城市中最迷你的文学馆，却未曾被这方小小的场地局限其对文学馆工作的宏大愿景。
展望文学馆工作
香港文学馆将于2024年5月正式开始运营，成为“集香港文学馆藏、文学传播、教育培训和文艺沙龙为一体的香港文学与艺术新地标”，文学馆内将设有常设展览厅、儿童阅读室和香港文学档案室等，结合现代数码技术，向公众和游客介绍香港文学作品，讲述百年香港文学故事。在开馆之际，香港文学馆也将联合香港中央图书馆、北京文学馆发起首次南来作家展览及系列讲座活动。
潘耀明认为，目前香港文学馆最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对张爱玲、萧红、许地山、刘以鬯等南来文人的香港写作及相关文献资料展开抢救式发掘保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南来文人为躲避战乱来到香港旅居生活，并在此间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成为香港文学的滥觞，形成的影响直到七十年代才淡化。更重要的是，南来作家们的香港写作也是世界华语文学的重要构成，成为香港文学与世界华语文学割舍不断的重要纽带。
同样亟需抢救的还有更具香港特色的“三及第文学”，这种夹杂文言文、官话白话文以及粤语白话文的文体最早可追溯至清朝，但随着时代发展，许多“三及第文学”没有被有意识地保留、保护，渐渐湮灭在历史长河。
同时，香港文学馆希望培养青少年对文学的关注与兴趣，激发香港青少年对文学阅读和创作的热情，为未来的香港文学积蓄力量。
与香港高校合作
潘耀明透露，他们已经在与香港都会大学、珠海学院等高校探讨合作，不仅可充分利用大学的资源与空间建立分馆，亦可深入学生群体；后续还将邀请一些作家“驻馆”，租车载着作家们开设“流动文学馆”，让文学不再曲高和寡，而是真正走上街头、走进民间、走进民众生活。
当被问及香港文学馆的“双胞案”争议，潘耀明十分坦然地回应称：“我知道很多人在用一些激进的言辞攻击我们，但香港的文化本就具有开放性，所以，我从来都没有进行过反击，更是从未否定过对方的成绩，只是我们工作的价值应交由后人评判。”
他认为，两个文学馆的名称其实就可以体现定位的本质差异：一个是The Museum of Hong Kong Literature，另一个是The House of Hong Kong Literature；前者偏向馆藏与展览，后者则似乎更强调文学生活，倾向于文化宫的功能——二者本就是不矛盾的。
来源：《亚洲周刊》2023/11/18第47期(作者：王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