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凱：香港是復興與推廣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一扇最好的窗
呂書練
編者按：過去兩年多，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很多文化藝術活動都被迫停止，慶幸的是，香港文化藝術界最大團體「香港文聯」(全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 於2020年11月18日在各方期待中隆重成立；緊接著，「中國文聯」旗下團體會員「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也在香港成立分會(下稱「中國民協香港會員分會」)，並由香港城市大學前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兼榮休教授鄭培凱出任首任會長。
鄭教授不但是造詣深厚的歷史學者，著作等身，在教研之餘，還積極參與香港和內地的傳統文化推動工作，並先後出任多項公職，包括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香港藝術發展局顧問、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顧問、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委員、團結香港基金顧問等，鄭教授在去年召開的「中國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理事。
作為中國民協香港會員分會首任會長，鄭教授在專訪中向我們介紹了該會的成立宗旨和工作目標，並分享個人研習中國傳統文化的心得，以及對香港未來的文化發展和如何肩負起「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使命的觀點。下面是訪問內容：(文=香港文聯網，鄭=鄭培凱)
文：首先祝賀您當選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全國理事，並出任中國民協香港會員分會會長，可以向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民協分會及其相關工作嗎？
鄭：是的。我以前也參加過中國民協的活動，但不是會員。因為當時沒有隸屬的省份分會，而香港分會是去年才成立，所以，去年才以香港分會代表出任全國理事。我過去是以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教授兼主任（1998-2015）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2017-2020年)這個身份參加的。
「民協」跟民俗的關係很密切，一些跟風俗習慣、藝術表演之類有關的活動和會議，我也常參加，主要去北京，還有各種考察。有一次重要的世界性考察活動大約在2016年，來自全球各地的代表考察我國的江南飲食文化，即以太湖為中心，從上海，到蘇州、常州到南京這一帶的傳統江南區。那是很大的有關飲食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常州。
但2019年以後就不行了，社會暴力之後，又發生了疫情。還好，即使在疫情之中，香港文聯成立了，接著中國民協香港會員分會也成立了。不過，中國民協歷史悠久，早在1950年3月29日成立，但當時稱為「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1987年起改為現名。
文：這個會跟其他藝術團體有何不同？有甚麼特色呢？
鄭：特色之一是將所有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歸類在內。過去，全世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太了解，也沒有任何相關國際機構。直到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才著手籌備，真正成立是2005-2006年，因為它需要一個公約，要在世界上有超過50個國家簽署以後，才能正式成立。
教科文組織過去只有針對物質性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保護，比如我國的長城、故宮，以及西方一些重要遺址等。長期以來，沒人想到有很多是口傳心授的民間故事、表演藝術，比如日本的淨琉璃文樂木偶劇、能樂、歌舞伎(Kabuki)，中國的昆曲、京劇、古琴、書法……這些都是歷史悠久的技藝。
以前保護的遺產都是「有形和固定」的，但這些口傳、演出類的卻是動態而無形的，如果沒有年輕一代去學習、承傳，這些歷史上有價值的技藝就遺失了，尤其在流行文化的衝擊下。
昆曲成為首批「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了第一批「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共有19項，中國的昆曲列第一項，還有印度的梵劇、日本的能劇，其中一個是非洲摩洛哥一個傳統馬拉喀什市集─是當地超大型的公眾日常聚會場所。當時提出19項人類口傳與非物質文化傳承傑作(masterpieces)時，還沒有一個世界性公約，所有的人都感到很急迫，於是，2003年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接著，又有中國的古琴、新疆維吾爾族木卡姆藝術、蒙古族長調民歌，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民間藝術與文化傳承，至2009年第四批時，一下子列入很多項，包括中國的書法、粵劇、京劇……昆曲為甚麼最早列入呢？因為它的歷史最悠久，起源於明朝中晚期，在嘉靖萬厲年間發展起來，它的傳承很清楚，資料也很清楚，有劇本，唱腔和表演的整個腳本。
但從清朝到民國，政府都沒為這些民間藝術立項，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有了文化部，並有一些官方支持的民間組織，比如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聯，以及稍後成立的中國民協等，涵蓋了民間文學、說唱，以及各種舞台表演藝術。所有這些來自民間、具表演性的東西都很難納入作家協會或藝術家協會，所以就歸類為民間藝術或民間文化，換言之，就是帶點民間色彩和地方特色的東西。
因為這些在過去都是民間自發的，比較容易自生自滅，也沒有很清晰的政府保護政策，聯合國到大約上世紀末意識到這一點，開始討論比較正式地保護全球的民間藝術和民間風俗，像我們的太平清醮、舞火龍、南音等，就屬於民間風俗與藝術傳承。
所以，香港地區也有一份「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像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遊涌、大坑舞火龍，甚至涼茶、戲棚搭建技藝等，我們香港會員分會希望今後在這方面多做點工作。
文：只是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非遺項目」有限，如果放大到整個嶺南文化，比如大灣區文化，中國民協香港會員分會會否可以發揮更大作用？
鄭：但這涉及一個政治制度安排問題，以內地來說，以中央統籌的全國性組織，再有省級的，再到地區、縣市級，而我們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在編制上需要有一個自己的特區組織。
而且，正如你所說，都是嶺南文化，但不止是狹義的廣東省嶺南文化，還有潮汕文化，它跟福建、台灣的文化傳承關係密切，語言也接近，還有客家戲、歌仔戲等。嶺南與東南沿海一帶是一個大的區域，每個區都有自己的非遺項目，有些是互通的。但報上去時，各個區都有自己的堅持。偶爾可以合作申請，效果較好。粵劇之所以能列入「世界非遺名錄」，是因為粵港澳三地合作申請。因為粵劇在三地都流傳很廣，三地聯手，再用國家的名義，就成功入選。
有關世界非遺的申請，內地現在也用比較靈活的方式。比如現正申請的「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就包括揚州、南京、寧波到福州，廈門、潮州、海南島、香港……需要跨區合作。
香港分會就按這個方向發展，在民間文學方面，比如蓬瀛仙館中道家的一些儀式和它唱的東西也是。這些都是我們未來的工作，有很多東西要提倡，希望讓一般老百姓覺得這些東西跟自己有關，他們才會重視。
像以往，無論是天后誕，還是太平清醮，很多人都去看，但由於對文化內涵的宣傳不够，一般人只視之為觀光項目，去玩一下。其實這些活動跟當地人的生活是密切相關的。比如太平清醮，大家都聚焦於搶包山，往往不去理解其中的民間信仰與辟邪消災作用，都淵源自嶺南文化風俗。這些活動提醒所有的人，我們生活在香港，是在嶺南文化的主導下，再融合其他多元文化，發展出香港獨特的生活形態。
港英政府有意淡化香港的嶺南文化
很多人以為，英國人來了以後，香港文化才蓬勃起來。其實不是，英國殖民文化只是香港多元文化的一支。英國人帶來的只是它的上層精英文化，當中有許多是近代西方文明精華，但香港整個文化的根基，還是跟華人的生活緊密相關，涉及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
過去香港，英國政府為保護殖民管治順利，有意淡化香港的嶺南文化，貶低中國文化傳統。回頭看歷史發展，直到民國，廣州還是比香港繁榮的，但中國的歷史發展造就了香港。中國需要一扇窗口，英國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大國，作為擁有最多殖民地的國家，英國人很懂算計，對香港如何發展，它有一個全盤考慮。我們也發現，殖民政府從來不提倡本地人文化。
我研究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香港政府的政策，時值孫中山在廣州成立新政府、北伐之前，即省港大罷工前後，牽扯到民間反帝國主義、反殖民的情緒。所以，英國政府非常緊張。
當時的一位新總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來港主持局面，與廣州革命政府周旋，同時安撫香港華人。他在香港發表的第一次公開演講，是在香港大學，主題是儒家精神講究「和」，讓華人社會中的一些遺老或賢達覺得，殖民政府是支持發展中國文化的。鲁迅那時也來了香港，並發表演講，批評香港唱的是老調子，維護的是腐朽的舊文化，而英國人正是支持這些在香港有地位的上層華人的舊傳統。香港大學中文教學，也在金文泰的支持下開始。
不過，當時成立的中文學院，課程以四書五經為主，不是學術研究，主要是把中國語文列為教材，讓那些遺老十分高興。這是英國人很聰明的做法，籠絡滿清遺老，讓上層精英保持傳統，而中國正在進行革命。那是當時港英政府最怕的革命浪潮，因為威脅了港英的殖民管治。
所以我們發現，港英政府當時提倡傳統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有其政治目的，因為新文化運動早期是反對孔孟之道的。
文：但我去年看《覺醒年代》，劇中陳獨秀多次強調，他不是反對孔孟之道，而是反對孔孟中一些腐朽的東西……
鄭：沒錯，他們都知道孔孟提倡的道德觀有一些道理，但在現實社會的運用和影響上，孔孟之道強固了傳統社會結構，造成封閉性的道德主義，束縛了人的思維，而新文化運動希望帶來的是一個自由、民主和科學的社會，所以反對北洋政府當權派的措施。
今日一般人提到五四運動，就是爭取科學和民主，反傳統反保守，但實際上不是這麼簡單。抽象的儒家哲學觀念是一回事，是學術思想與文化積澱，可以豐富文化傳統，但是，變成封閉的社會管控與壓迫的制度，過分強調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獨尊儒術變成政治專制，就是五四一代反傳統的原因，反的不是哲學思想，反的是封閉的社會制度。這部電視劇的特色，為清末民初的文化人加多一點色彩，展示其中的複雜情況。劇中描述的歷史大體上是客觀的，而且相當不錯。其中講到林紓，林琴南，還有辜鴻銘，都比較立體。以前的論述，把這些人一股腦都標作反動的保守派，其實並不恰當。
所以，當歷史離我們遠一些，社會身份有所抽離，我們在表達政治觀點時，就可以超脫一些。我們生活在自己的當下環境，往往會有自己的利益和愛惡，有人情關係，經常看不清楚自身所處的歷史地位。過了五六十年以後，再回頭看，就不一樣。我是學歷史的，當我討論文化傳統時，不能只考慮當前的利益，要思考長遠的歷史意義，甚至要考慮百年之後，對文明的影響是什麼。當然有人會說，那時我們都不在了，Who cares？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但要滋養新的綠洲
文：常聽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但跟北京、上海、台北等文化都市比較，香港的文化活動其實相當豐富，尤其是國際級演出團體常到來，本地也有各種各樣的大小藝術團體，何以有此說呢？
鄭：我不同意這說法。香港之所以被視為「文化沙漠」，主要涉及文化政策。因為我們的文化政策只注重賺錢，整個社會氛圍也一樣。你看香港年輕人對文化的態度，不會像上海、廣州、北京、台北、新加坡等地的年輕人般，這跟香港的生活環境、生活指數有關，這是個經濟壓迫問題。而經濟為甚麼會產生壓迫呢？
我1998年移居香港，由於我在大學管教育規劃，常跟教育局官員開會、接觸，發現所有教育上的安排和目標，都是讓孩子有職業，我沒說這點錯，因為大家都要吃飯。然而，作為政府，你的腦筋不應該只想到這一點。
我在城大創立中國文化中心，接觸到很多到中心讀書的年輕人，我們算是最早用中文電腦的機構，但很多學生卻說，他們不會用Chinese computing (中文程式)，只會用英文。我說，好，用英文寫也可以。但寫來我一看，英文也很差嘛，根本表達不清楚，但這些學生很驕傲：「我係番書仔啊，我讀番書。」但你的「番書」程度，怎麼沒能達到英國、美國或新加坡的英文程度呢？你驕傲甚麼呢？
當然，不是這些孩子的錯，而是他們從小生活的社會環境；環境和氛圍令他覺得，能混過去就好，有文憑就好。他們從小被灌輸的觀念就是：搵錢大晒！這就是整個文化發展問題，而這又跟文化政策有關，跟政府有關。
從大處來看，香港政府的基本政策是為了賺錢，這沿襲自港英年代的殖民目的。但即使到了回歸以後，為防止香港出現政經動亂，特區政府的基本政策也是這樣的。一百多年來，香港基本是個經濟社會，市民腦子裡想的也是賺錢問題。這就使香港社會大致上是蔑視文化，輕視文化發展的。
在港英時代，香港的文化活動最主要是表演和體育，對文學，包括非遺項目，政府幾乎不去碰。但以娛樂為主的影視歌流行文化的發展則很好，背後的動力是有賺錢的機遇。香港這麼小的地方，其影視文化的發展和影響是巨大的，不但對台灣、東南亞，甚至對韓國、日本都有影響，而對中國大陸的衝擊就更大。
但影視文化涉及資金和市場問題，自由的環境令創意得到最大的發揮，跟當時內地作品的革命主題格格不入，跟國民黨的台灣在意識形態上也不一樣。當時的台灣影視界也基本上是在政府的控制下運作的，比如中影公司，管得很緊。那時的文化政策強調「健康寫實主義」，而同期大陸奉行的是「革命寫實主義」。成品都要經過政府的審批，而香港電影不用經過審批這一環節，這就給香港創作人一個比較大的自由度。
現在問題是，當香港周邊地區，如東南亞、東亞區和大陸逐漸開放市場之後，香港產品原先在這些地區的市場就慢慢被侵蝕了，競爭優勢被削弱。所以，我一直說，香港在文化沙漠中有綠洲，但我們要擴大綠洲的範圍，並滋養一些新的綠洲。
要用歷史的眼光設想文化藝術的發展
我們是雙語社會，受西方文化影響多年，對西方很多東西耳熟能詳，西方的新東西一出來，我們也很快就學會了，但西方人對我們的文化傳統並不太了解，並不知道我們五千年文化長河中，有很多靈思、很多有趣的東西。我們應該做的，是想想怎麼吸收文化底蘊提供的靈思，如何重新創作，打造出有傳統底蘊的新文化。
內地有一個說法，就是怎麼「說好中國故事」。說「中國故事」，不只是一個宏觀和巨大的敘事，不只是空講「物大地博、源遠流長」，而是如何講好每一個具體的故事。比如香港故事，就是我們的父輩、祖輩的經驗，有我們自己的感受，如何把這些東西呈現出來。而且，不止在內容發掘上，在形式上也要探索，至於如何發展，則是每一位藝術家需要投身的，否則，怎麼叫做有獨創性或原創性呢？我們過去對原創性（originality）的認知，是有偏差的，以為只要人家沒做過，我們去做，就一定是原創。其實不是那麼回事，起碼要有文化底蘊為基礎，能夠超越現存的文化藝術基礎，並超越其他文化，才有資格談「原創性」，然後產生長遠的影響。這就是我常講的，文化有她的歷史性，換言之，就是你要用歷史的眼光去設想文化藝術的發展。
文：中央政府去年推出「十四五規劃」時，把香港定位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您認為香港有能力扮演這個角色嗎？我們有哪些優勢？或還缺乏哪些東西？需要中央如何支持？
鄭：我在文章中特別講，香港整體上還是一個華人社會，有悠久的嶺南文化底蘊，有1950年代南來文人和學者累積的一些東西，所以，香港是有一些文化小綠洲的，同時還有英國人留下的一些文化累積。我們在香港生活，對西方文化有興趣，即使沒興趣也要接觸，所以，我們在中西結合的可能性最大。上海的底蘊也很強，它有江南文化背景，還有周邊一些古城，但它有政策上的一些限制，而香港有「一國兩制」上的優勢。
過去，香港政府最會做的一些事情，就是邀請國際知名的藝術家或團體來演出，比如俄國的Bolshoi(莫斯科大劇院)、歐洲著名的歌劇團、舞蹈團……還有就是外國知名藝術家來進駐，這當然是一個方法，但不足够。政府應該想的是，怎麼培養和支持本地的藝術家，協助這些藝術家及其作品打入國際市場，這需要有個全盤計劃。
近年政府對體育運動員的培育方面，做得比較好，有計劃地培育。但香港應該有個文化方面的資助政策，比如給些贊助費，你可以不必要按照政府要求去創作，當然不能搞些亂港的東西。
我在藝術發展局做過不短時間的評審委員，包括文學組和戲曲組。大家常抱怨的是，藝發局很多東西都是官樣文章。申請要填寫很多表格，很囉嗦，以我或藝術家的個性，一看那麼麻煩，就不申請了。
這說明政策和機制有問題。政策不清晰、太籠統，機制太複雜。可以參考一下美國的，她有各種各樣的基金會，有國家的，有州際的，也有很多私人的，可以支持不同範疇的創作，有些還不必填官樣文章般的表格。我們香港有很多地產商很有錢，都可以成立一個基金會，也可以支持文化藝術的創作。每年有一百間公司捐款，總可以拿出一億吧？
文：即將上任的新一届政府已確認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簡稱「文體旅局」），很多人都關注局長的人選，應該由怎樣的人出任這個職位更合適呢？是傳統的AO(政務官)？還是政客？或文化人呢？
鄭：我沒有具體的答案，但認為局長不一定要由熟悉行政程序的人來做，因為政府內部已有很多人熟悉，最好不要政客，也沒必要非由AO出任不可。
香港要自覺地做好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角色
局長的角色是領導，要負責，在行政程序上的工作，AO們已做得非常好了，甚至有時做得過頭了。我覺得是這樣：你找一大堆專家或其他人來諮詢、開會，他們負責記錄，記錄完各人派發一份，好像很民主，但沒人真正負責。有些事情，當頭頭的人還是要負責的。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很多作家在文化政策上都有貢獻，比如鄭振鐸，當時是文物局局長；還有田漢，這些都是長期投身在文化領域第一線工作，他們有一個直覺(intuition)，有一種sense，很多事他們能感覺得到。
如今既然成立了新的局，而這個局要擔負新的責任：促進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就要想清楚，我們用甚麼東西跟人家交流。交流不是單方面的，也不是隨便拿一樣東西給人家看看，比如說對方沒有而我們有。但香港很小，好的東西有限。中央把香港列為對外交流的窗口，這雖然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窗口的延續，但跟以前不一樣了，就是香港能否扮演一個自覺的角色，既然在過去150年都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我們能不能發展一些在內地受限於體制而不太好想或不太好做的東西呢？
文：長期以來，我們很努力去吸收西方文化知識，西方一些文化機構也到香港來設立，比如英國文化協會、法國文化協會等，但我們的孔子學院在西方國家開設，卻受到一定的抵制，指我們「文化入侵」。那我們應該如何做，才爭取做到讓國際上更多人認識並接受我們的優良文化而又不令對方感到「入侵」呢？
鄭：我覺得，一般來講，西方在文化方面還算是比較開放的，只要我們的文藝節目內容上的宣傳意味不是那麼濃，他們應該接受的。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或西方的對抗性強了，他們往往希望看到一些反共或批評中國現狀的節目。但我們也可以有許多其他吸引的節目，比如今年央視春晚的《只此青綠》，靈感來自一幅古畫，再結合自然界的美，這沒涉及政治，就應該沒甚麼問題。像英國劇團來這邊演出「莎士比亞」(作品)，就有很多人去看，那也是古代的，也有許多呈現方式。像我們中國古代有很多好的故事，還有戲曲，也可以用各種各樣的現代手法重新包裝呀。
香港本來有一種優勢是，有很多讀英語學校出身的人，可以用英語向西方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可惜他們的中國文化背景卻很弱。
文：目前的情況是，中央已給了我們「文化之都」的定位並表示支持，本地政府層面也將有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文體旅局），而西九文化區各措施也陸續落成啟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政治上的爭拗也少了，理論上各方阻力小了。那麼，政府和民間應該怎麼做呢？
香港必須在大灣區內發揮龍頭作用
鄭：我個人覺得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有些比較具體的，就是中央希望香港「講好中國故事」，我們可以首先介紹嶺南文化及其傳統，或者說大灣區文化，用西方人容易接受的表達方式去介紹。另方面是，香港會英文的人很多，每個大學都有翻譯系，政府可以督促翻譯系在教學過程中，融入傳統文化知識，可以設立一些獎學金或資助項目，鼓勵修讀本科、碩士和博士的學生做項目時，考慮如何結合嶺南文化。假如政府能够撥一些款項在推廣文化這方面的翻譯上，效果也會很好。
目前，香港有藝術發展局、藝術發展基金(文化交流計劃)、電影發展局、電影發展基金、粵劇發展基金等等，但是別忘了，電影其實是一個很商業性的，在國外，很少看到有政府資助，比如荷里活，有政府支持嗎？沒有，是他們自己去發財的。可見，我們有些資源是誤配的。當然，每個領域的人都覺得自己應該被資助。但我不是只以當下人的眼光來說，而是從長遠的文化發展來看，香港如果作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你是否願意肩負起長遠的使命？
文：那是否說，我們要做好這樣的交流中心，只以香港自己的實力可能還不够，還需要中央層面的支持或加持，以及各個省市的配合？……
鄭：對，政府要跟中央商討、協調，並提一些具體的建議要求，以及說出可能面對的困難。以大灣區「9+2」城市合作為例，香港必須在區內扮演龍頭角色，在對外交流和宣傳大灣區文化方面，香港必須要領頭，區內其他城市也沒有甚麼好反對的，因為我們在這方面的確佔優勢，這也應該可以做到的。
而在引進國外文化藝術節目或活動方面，也要講清楚，讓香港能作為代表，首先是在大灣區引入一些中等層次的活動，再慢慢擴大至全國。內地一些大城市當然也會直接跟國外的藝術團體合作，引進藝團演出，但他們有自己的局限。
有一次山東煙台市藝術博物館請我去辦書法展，我正猶豫，對方就提出「給你在山東七個縣市辦巡迴展」，變成一個大的活動，我自然很高興，還在山東大學博物館展出了。如果一個國外著名劇團，勞師動眾大老遠來到香港，只不過演出兩三場，熱鬧一下就過去，當然興趣沒那麼大，成本也高；但如果在香港演幾場後，順便到深圳或廣州也演出幾場，感覺當然不一樣。尤其是近在咫尺的深圳，近年建了一些很好和更新的劇院和博物館等藝術設施。
文：深圳在科技方面很強，現在很多藝術創作和展演都借助科技，藝術結合科技是大趨勢。香港在這方面如何發揮呢？
鄭：我想，年輕人對這點更有興趣，他們也很懂這些，尤其是主修高科技或資訊科技的學生，他們平時也自己在電腦上創作，尤其在連結大灣區方面，高科技更帶來便利。
但大灣區內存在兩種政治制度，如何突破制度上的限制，以及意識形態上的異同，這一點政府要多做些溝通工作，但在文藝界方面，最好多做一些古典的東西，爭議性小些。我以前教歷史時也發現，在內地教近代史，問題會較多，如果是民國，純講藝術還好，比如視覺藝術方面的張大千作品，雖然他當年也逃離內地，但沒有人批評他，他是畫家，不熱衷政治。
要從小開始加強中國傳統藝術教育
另外，我覺得藝術教育很重要，香港未來的文化部門要跟教育局作一定的配合，比如在課程設計上如何激發學生對藝術的興趣，以及對中國傳統美學的認知等，比如唐詩宋詞的藝術感覺，為甚麼有些戲曲會如此優雅，為甚麼要提倡和推廣昆曲？京劇和粵劇的唱法有甚麼不一樣？跟西方歌劇如何不同？大家都是以唱為主，卻因為語言不同，吐字和行腔，都有自己的傳統。由於我們習慣了西方音樂，尤其是小孩子，聽不懂中國傳統戲曲，對自己的文化極為隔閡，這是很奇怪的現象：中國人不喜歡聽中國傳統音樂，比如不喜歡京劇或粵劇中的一些調調，以為唱的方法不對。
這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改變過來。因為中國音樂教學，在五四以後，已經完全排除中國音樂，我小時候在台灣，基本上沒學過任何中國歌曲，我們學的《茉莉花》還是源自意大利歌劇《杜蘭朵》，而不是原汁原味的。我從小在音樂課學的練習曲，全部是西方音樂，我們沒有機會接觸任何中國傳統音樂。
文：這是否說，中國傳統音樂太難了，不够普及化，不容易唱？
鄭：不是的，是政府取消了，教育部門看不起中國音樂。也沒人教你，因為音樂教師接受的是西方音樂訓練，要我們學的練習曲都是西方的。
其實，有一些很好的音樂，都是結合中西的，比如《梁祝小提琴協奏曲》，主調是源自上海越劇；《黃河鋼琴協奏曲》則是改編自冼星海於1939年在延安完成的《黃河大合唱》。為甚麼不可以從中取出一段，當練習曲在中學教呢？還有戲曲中或道教音樂中，也有不少東西可以提取呀。我們真的有很多東西需要做。
十九世紀到現在已兩百多年，西方的文化發展和她的文化勢力，其實是配合其殖民統治和帝國主義的，這說來不好聽，事實卻是如此，其文化籠罩了全世界。所以說，五四運動很了不起，就是要借助「西化」來突破傳統，開創新機。可惜，在整個過程中，又從翹翹板的一邊一下子盪到另一邊，完全忽略了自身的文化傳統，出現很多問題。
到了現在，人們富裕了，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有人要創作像《只此青綠》、《憶江南》這類節目，這都是古代題材，不涉政治，內容卻很普世，且達到中國審美的境界，一種和諧的境界，這境界體現了中國人在思想上的追求，是好的、理想的追求，值得我們多做。
尊重、繼承並創新發展自己的文化傳統
文：今日中美關係不像之前那麼和諧，西方社會也出現一些抵制中國的情緒，我們在這個時候去做推廣中國文化的工作可能會遇上一些阻力？
鄭：這當然會，但我們首先是要做起來，像我們剛才講的一些東西，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這麼多好的東西，我們要挖掘它，透過藝術創作呈現出來，人家也會有興趣的。
第二點是我一直強調的，要想想怎麼教育自己。我覺得，我們的數理化教育沒問題，但文化教育是有問題的，教育至少要激發起學生的興趣，我們不能說對父輩、祖輩的東西，統統看不起，說是老土，這種態度一開始就不對。
這也是我前面說的，中國的文化藝術教育出了問題。西方人對他們的傳統文化非常尊重啊，你看他們對歌劇有多重視，那是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開始，美國大多數人也聽不懂歌劇，但卻很喜歡它。我們中國人批評崇洋媚外，美國人則是崇歐啊。原因也是西方文化的源頭在歐洲，而美國很早的移民來自歐洲，歐洲人就把自己的文化帶到新大陸了。
我以前在紐約教書，喜歡聽歌劇。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都會歌劇院聽歌劇的，半數以上都是美國各州到紐約的觀光客，而且大多數並不知道台上的演員唱甚麼，因為是用意大利文。這些觀光客回到家鄉就不得了：「我在紐約看到我們西方文化傳統精華的歌劇。」他們很自豪。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曾參與過紐約州的歷史課程重編討論，發現他們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既有一定的批判眼光，又能著重從忠實、客觀的發展中呈現自己的文化成就。我當時的最大感觸是，西方或者美國，人們對他們久遠的文化傳統基本是尊敬和崇拜的。
所以，我回到香港後，花比較大的精力推廣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個現代人，我們從新的角度來看，並不是說中國文化都是好的，天下沒有一種文化只有好沒有壞的一面，人亦然。你不能說這個民族的人都是好的，那個民族的人都是壞的。但我們必須有自我思考能力、自我判斷能力，我們提倡中國文化時，並沒有忘記它也有黑暗面。我們不學它，但要改造它，要了解這些黑暗的事是怎麼發生的，為甚麼發生。
我們研究古代的東西時，要比較的不是我們比它高在哪裡，而是探討當時為甚麼有這樣的創造力。唐朝有唐朝的創造力，宋朝有宋朝的創造力。我們要學的是創造的能力。
所以，關鍵在教育，要從小學就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