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精神中的电影发展方向
严浩
一部打动人心的电影能增加一个国家的“能见度”，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一穷二白，但是，李小龙电影的出现好像在中国的上空引爆了一颗超级巨大的照明弹，当时西方人说，李小龙把中国放在了地图上。又好像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如果你是40岁以上，你会记得韩国是在《大长今》之后才在香港像一个灯泡一样亮起来。
国家“十四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是个大好信息。然而，国家大精神中的电影发展方向应该如何？这是个很大的题目，我想从一个小的切入点讲起。
电影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回顾过去的成长过程，我经常会从电影和文学中得到做人处事的启发，电影的启发方式是独特的，一群观众同时被故事感动，在黑暗的电影院中对比自己的生活经验，然后把感悟带到生活中去。有感染力的电影不是通过标语口号，是通过立体生动地描写人物的心路历程，从心灵上感动观众。一部感人的电影有能力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大群体的价值观，因为电影有这个功能，它就成为了社会政治文化一个最重要的媒体。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会不会拍一部电影把自己塑造成“圣人”？我对CIA的认识和大家一样，都是从看荷里活电影才知道的，奇怪的是荷里活电影很少讲CIA的好话，起码电影中总是把CIA的头头描绘成官僚的、生硬的，但是主角永远是正面的，尽忠职守、死而后已。
美国国防部和CIA直接参与了很多荷里活大片，有很多我们都可能看过，这里只是举几个例。《黑鹰15小时》（Black Hawk Down）中，美国国防部甚至帮助训练演员，提供拍摄需要的武器装备。《追击拉登行动》（Zero Dark Thirty）， CIA为摄制组公开了最高机密，电影中对疑犯用酷刑的片段是CIA坚持的，并且要求还原实况。CIA坚持要把其中恐怖尽量曝光，因为CIA就是要你对它敬畏害怕。在CIA主导的影视作品中，CIA的形象是魔鬼，这个立场在公开场合也不隐瞒，甚至引以为荣，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是CIA局长，他在访问中直接说：“我曾经是CIA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样说你应该会想起荣耀的美国实验吧？”“荣耀的美国实验”，我们稍后会再说。
这种“坦诚”表白，在电视连续剧《暗战》（Homeland）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剧中的CIA所作所为是非人性的，连主角都是制度的受害人，他们的影视作品很少隐瞒他们的制度问题，因为反正世界人民都知道荣耀的美国实验，关键是，这些主角永远在情感上是爱国的，是理解而且维护他们的制度的。这是荷里活讲好美国故事的方法，制度只是一个概念，你要恨要讨厌，我帮你骂，帮你出气帮你发泄，但是制度里的人是真实的，他们即使讨厌这个制度但仍然理解支持，誓死维护，这才是重点。
美国国防部也利用电影招兵买马，很多人都看过汤告鲁斯主演的《壮志凌云》（Top Gun），国防部不惜工本为电影提供种种武器做道具，用软武器为美国军队脸上贴金，这部电影在世界上都成功，结果也真的在本土招到了很多高质素的兵员。还有宾‧艾佛力主演的《ARGO─救参任务》，讲CIA特工拯救被困在加拿大驻伊朗大使官邸的美国外交人员，电影得到了无数大奖，这部电影也是CIA从剧本开始参与，把CIA特工表现得大智大勇。
国家安全是不可触碰的底线
英国人是怎么讲好他们自己的故事？电视连续剧《王冠》，每一集的剧本都一流；这套连续剧第一至五季制作和播放时，英女王和菲腊亲王仍然在世，但是，剧情还是直接写王室成员的丑事，譬如其中一集讲述女王在一场严重矿难后仍忙着研究养马，这很符合世人对女王的嘲笑；菲腊亲王则厌烦了自己无所事事，这也符合世人对亲王的调侃；查尔斯这一辈子就等着做英王，他一点都不开心，因为他无法展开个人的追求，剧本明写他们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
但是，观众看完以后都会爱上这些荧幕内的人物，因为，他们虽然服从于制度，但是，他们总能及时改变自己，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英女王在矿难后连续多年访问矿场所在的小镇；菲腊亲王在帮助一个团体时意识到个人生命的价值；当时还年轻的查尔斯王子决定在他一旦登基以后要做个不一样的君主。这套连续剧还直接暗示安妮公主滥交，还做人家的小三，只是，剧情也事先说明对方的婚姻已出现问题。单身女性滥交在西方是个人的选择。
还有电视连续剧《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讲一个曾经显赫的破落大家庭如何支撑下去。这个家庭中没有一个人上班赚钱，整个就是英国现状的缩影。300年的殖民恶果，令到英国的制造业一蹶不振，战后的英国就是靠向美国借钱维持，《王冠》中其中一集也直接明说这个事实。《唐顿庄园》的剧情不尝试隐瞒家族捉襟见肘的困境，但更加突出在困境中的成员包括他们的一群佣人如何优雅地化解困境。
这些美英影视作品还是有一个共同特点：表达再自由也无一触碰底线，这个底线叫国家安全，譬如加拿大、西班牙、英国，多年来都在闹国土分裂，加拿大魁北克省闹独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闹独立，英国的爱尔兰、威尔斯都闹独立，多年来反反复复，但从来没有一部西方影视作品点赞或者鼓励推动这些运动。但美英从政府到媒体和影视作品，在世界各地反反复复推动颜色革命，在香港策动黑暴，支持“台独”分裂活动和“疆独”分子，我们目前就是生活在这个历史关口。
什么是“荣耀的美国实验”？十五世纪末，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时，这里居住着2000至3000万印第安原住民，约一百年后，原住民人口剩下不到100万人。美国立国后，当时的总统公开称“用印第安人的皮可以做出优质的长筒靴”“必须灭绝印第安人或把他们赶到我们不去的地方”“印第安人必须迅速被消灭”。
二战后，美国继续这个“实验”，在盟友的默许以及支持下，以“民主”的名义在全球造成的伤亡超过700万人，造成的难民超过3000万人，事实证明美国是全球人道主义最大的破坏者。西方称自己这样的行为是“民主”，但对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过去40年令到八亿人脱贫，却称作是“极权”。
西方对华的“妖魔化”
西方已经过时的冷战思维无法遏制中国发展，反而严重限制了他们自己。在今天国家大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的电影除了要讲好历史，也要面向未来。未来的世界是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经济多极化的结果是推动政治多极化，多极化的世界是时代进步的要求，尽管美国作出了种种尝试，也无法阻止一个多极世界的出现。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世界都是多极化的，目前世界努力的方向是避免互相残杀，归根结底，这一切取决于我们在竞争中如何把彼此当人来对待，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电影题材。
西方的媒体很注重“造句”，在西方，CCTV（闭路电视）被称为“Security Cameras”，即是保安摄录机，但在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中，保安摄录机却被叫成“Surveillance Cameras”，即监控摄录机；中国登陆火星叫“conquer”（征服），美国就叫“exploration”（探索）；他们将中国的恐怖分子美化成“自由斗士”（freedom fighter），自己却用尽方法打击恐怖分子；美国把政府叫做administration（行政部门），中国政府则叫做regime（政权）。改一个名就在潜移默化中扭曲了群体的印象。
2019年爆发的修例风波就是几十年来西方对部分香港人洗脑的结果。大紫荆勋贤陈启宗先生是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2019年1月获得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首次颁发的“外交之友”称号。他在一次访问中说：“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回归至2019年有22年）好多都是22岁不到的，就是30岁以下的那些，当时也不过8岁，那你对北京有什么认识？北京没有对你不好吧，要是北京有什么情况，都是之前的事，以往30年，有什么对不起你的没有？没有！但是他们确实变了，不是为了反港府，是反北京。”
英国人管治印度300多年，远比管治香港的时间要长，因此，英国人在印度的经验在香港就是一种延伸；有两件事英国人不会在殖民地做，一是建设博物馆，二是兴建剧院，殖民者在这种事上一定深思熟虑。博物馆和话剧，都是鼓励殖民地人民去寻求自己的身份及所存在社会的历史和文化，这样等于提醒被矮化被歧视的民族重新团结起来。一个民族是怎样凝集的？共同历史记忆！当这个民族的历史被学校老师胡乱施教，被年轻人漠视，又被资深的成年人拒于门外，“传统”就成为“需要砸烂”的代名词。
用电影讲好香港故事
所以，要讲好香港故事，首先要讲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如何在国民党军队撤退、英国和加拿大兵战败后，成为华南唯一抗日武装力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重要的贡献（当时香港是全国被日军占领城市中唯一有游击队的城市）；再讲香港1967年的反殖爱国斗争，是那个年代的世界性反殖浪潮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这段历史的真相在二十年前就曝光，可能不会有黑暴。把人群的历史认知从历史错误的一面带回历史正确的一面是一定要补做的，但可能需要采用一个大部分人听得进去的语言。
电影是世界语言，也是年轻人听得懂的语言，我们作为爱国电影工作者，有责任通过电影语言向年轻人讲好香港故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当然，电影的题材不止历史故事，要百花齐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要写好人物，除了写好伟大、有贡献的人，也写好身份卑微但有伟大心灵的人，我们的电影也可以利用适当的题材，向世界表达我们是一个从集体出发的民族，这是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最明显的分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能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在40年里做到了外国400年才做到的事，简单说团结就是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后面，有凝聚我们民族连续不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我们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而民主制度走到极端就是西方现在的无政府主义，事实证明个人主义到了极致就会引起社会管治和国家经济问题。不同制度带来的社会异同比较，也会带来正面的效果，人类只会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不可能原地打转。
用电影语言作为与世界沟通的语言，立体地介绍我们的民族，关键的是讲故事的切入点，也注意在剧本取材和故事结构上面向世界观众，从心灵上感动世界观众，这样我们的电影才能够有效地融入国家发展大精神。
本文首刊《大公报》，本网获作者授权刊登。
(编者按：严浩是香港资深导演，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涌现的香港电影新浪潮领军人物，重要作品包括《似水流年》、《滚滚红尘》、《天国逆子》、《太阳有耳》、《庭院里的女人》、《我爱厨房》与《浮城》等。部分作品先后获大奖，其中在柏林国际影展，《太阳有耳》同时获得最佳导演奖及国际影评人奖；《似水流年》同时赢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六项大奖，其中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天国逆子》在东京国际影展同时赢得最佳电影及最佳导演；《滚滚红尘》同时赢得台湾金马奖八项大奖，其中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我爱厨房》获得芝加哥国际电影节最佳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