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馆馆长潘耀明：我们的跋涉

文化荟萃文学漫笔
2023年10月17日

潘耀明

文学就像所代表的社会一样，具有不同的年龄：沸腾的童年是歌行；史诗是茁壮的青年；戏剧与小说是强大的成年。──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选》

2004年杪，应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的邀请，主讲“香港出版与香港文学的出路”。讲座设在该校邵逸夫堂，出席的师生凡一千三百人。

一个很严肃的、关于文学出路的讲座，竟然有这么多人参加，令我大感意外之余，也有点“枯木逢春”的喜悦。

谁说香港文学会死亡？当年读化工出身的前联合书院院长冯国培教授向我透露，联合书院在通识教育中，对于文学艺术这一环是相当重视的。

言谈中，我们还谈到曾在联合书院执教鞭的陈之藩教授。虽然陈教授是科学家，但多年来文学创作不辍。他早年出版的、寓人生哲理于美文的《旅美小简》，更是洛阳纸贵。

2004年11月，时任中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来港考察，与香港文艺界有一次聚会。在座谈中，我提到当局对香港文学的赞助和对文学的扶掖，相对其他表演艺术如音乐、戏剧、舞蹈的资助，是微不足道的。

我特别提到，香港作家联会曾向特区政府提交建立“香港文学馆”的倡议书，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回应。孙部长为此特别作出回应，指出文学才是原创性的，如果戏剧、电影没有好的剧本和好的作品，再好的导演和演员也没用，作为一个有眼界、负责任的政府，对文学应予重视。(大意)

香港的大儒钱穆先生曾说道：“……中国宋以下的民间艺术，只是文学、美术、诗、文、字、画，一切文化生活向平民日常人生方面之再普及与再深入，因此民间工艺常与诗、文、字、画有其显著的联系。因此一只盛饭的瓷碗，他可以写上一首脍炙人口的风雅的唐诗，或是一幅山水人物画，多半则是诗、画皆全。一幅卧床的锦被，也可以绣上几处栩栩欲活的花、草、虫、鱼，或再题上几句寄托遥深的诗句。总之，中国宋以下的民间工艺是完全美术化了，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是完全沉浸在诗、文、字、画的境界中了。”

在此之前，香港作家联会率先发起联署的、由三十多位文化界代表共同倡议在西九文化区筹建“香港文学馆”。

2018年，我作为几个文学社团的召集人，给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唐英年主席写了一封信，并附《在西九文化区设立香港文学馆藏的倡议书》。我在致唐英年的信，历述建立“香港文学馆”的迫切性，并指出：文学馆藏当然包括了广为收藏的作家手迹、研究资料、整理香港各个时期的文学成果，但在我们看来，这只是其中一个功能。文学馆藏还有研究、展示、教育、推广、保护等功能。

文学馆藏不仅是文化人聚脚的地方，还是普罗大众接受文学教育与人文之美薰陶的地方，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香港文学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和与中华文化不可割裂的关系，并透过文学推广香港的文化，了解香港的社会嬗变及历史经验，感受这个都市的独特创意与文化品牌。

我们始终相信，香港文学馆藏的建立，有利于促进中国的优秀文学传统及与西方文学的交流。香港具有自由的创作空间，而且有中西文化交汇的区域优势，实在应该充分利用此有利条件，促进中国文学包括香港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与接轨。香港具备条件邀请国际著名文学家来港驻足创作、文学交流，更有利于举办有国际影响意义的世界性文学活动，同时有助于香港奠定区内华文文学交流中心的地位。

唐主席在回信中，顾左右而言地竟然觉得在西九文化区没有必要建立“香港文学馆”，并予以否决了。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唐主席曾称，香港西九文化区要与法国巴黎庞比度中心看齐，庞比度中心内便设有文学馆。

可见眼下事功世界，凡是急功近利者皆趋之若骛，默默耕耘的德育良心事业，则敬谢不敏，令人嗟叹！

已故香港文史学家司马长风先生曾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支持文学，作家的待遇较佳，又有官方作宣传，作品受到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学多由资本家支持，比方说，日本的资本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香港(资本家)的就未免太落伍，太缺乏远见了。”

香港政府固然缺乏远见，跻身世界巨富之列的不少香港资本家，对香港文学一直是漠视的。如较早对兴建西九龙文娱艺术区投标的几个香港财团，在建议书内对文艺馆建设方面，只提到文物馆、戏剧、音乐、舞蹈、绘画，对于原创性文学竟然不闻不问，令人感慨系之。

香港财团漠视香港文学的原因，大抵正如刘绍铭教授所说的，香港文学是弱势文化。文学如果作为商品价值来衡量，是微乎其微的，在香港更是等而下之，难怪都不能入当官的和从商的法眼。

朱自清曾说过，“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文化是比实用更深的东西，然而文化中的文学，更是一个‘民族思想的文字表现’。”所以有眼光的政治家和有所作为的企业家，对文学都是重视的，如欧洲国家中法国、瑞典等政府对文学的重视，如发明家诺贝尔所设的诺贝尔文学奖。

香港当政的官员如果没有远大的眼光，充其量只是一个政客，而不是政治家；做大生意的人如果不愿回馈社会、弘扬文化，严格来说不是一个企业家，而只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征逐铜臭的生意人。

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商业很发达，与巴黎、伦敦、纽约、东京、北京、上海等国际城市不遑多让，但后者不仅仅是商业城市，还是文化都会。巴黎、伦敦都是文艺荟萃的地方；纽约百老汇有最好的歌剧，也是当代艺术思潮产生的地方；东京的文化人包括作家的社会地位是十分崇高的；北京、上海的人文气息是很浓厚的！

至于北京宏伟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则是巴金先生极力呼吁下建成的。巴金指出：“近两年我经常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见《真话集·现代文学资料馆》)那是巴金1979年夏天写的。在这之前，巴金出国三次，看到彼埠设立有文学馆，发现彼邦人关心中国文学，“多数读者想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认识我们的国家，了解中国人的心灵。”

巴金出访欧洲后，深感文学馆对中国的重要性，返国后开始呼吁建立现代文学资料馆。巴金登高一呼，八方响应，政府于1985年顺应民意，成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个中历经六年时间，他老人家的梦境成真，可以含笑而终。

相反，在这方面，香港是苍白的、贫血的。

目下，许多城市的当政者都知道文化是都会的灵魂，而文学更是灵魂中的灵魂。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都深谙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对文学都大力提倡和支持。

三国时期的曹丕不光是国君，也是一位文学家，他指出：“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诚然，人的业绩包括功勋，将连同躯体同归于尽，只有用文字把智慧表达出来，才能永世长存。

现代美学家朱光潜曾写道：“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艺术。就其为艺术而言，它与音乐图画雕刻及一切号称艺术的制作有共同性：作者对于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种独到的新鲜的观感，而这种观感都必有一种独到的新鲜的表现；这观感与表现即内容与形式，必须打成一片，融合无间，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和谐的整体，能使观者由玩索而生欣喜。达到这种境界，作品才算是‘美’。美是文学与其他艺术所必具的特质。”

他又指出：“因为这个缘故，文学是一般人接近艺术的一条最直截简便的路；也因为这个缘故，文学是一种与人生最密切相关的艺术。”

走笔至此，谱写《神雕侠侣交响曲》台湾作曲家黄辅棠兄传来一封信，他表示支持香港我们建立“香港文学馆”的呼吁。此外，他还传来《文讯》总编封德屏最近写给他的信，内容是台湾正在筹建台北文学馆。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封总编来信：

去年，偶遇一位年少时因文学结缘、久未谋面的朋友，他关切我的近况，提及《文讯》长期的悬念及盼望，遂牵线柯文哲市长，竟促成《文讯》与文学界努力多年、已完全不抱希望的‘台北文学馆’成立的可能。

我们讲了上面那许多话，只是希望香港的特首不只甘于当时下的政客，而是要做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把香港建成有文化底蕴的都会，重视包括文学的文化创作活动和建设，从而使香港晋身真正有文化、有灵魂的国际大都会，则香港幸甚、香港人幸甚。毕竟文学是千秋事业啊！

2022年4月，我们再向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先生递交《呼吁在西九文化区建立“香港文学馆”》，并且强调：文学是一个国家、城市的文化精神支柱和灵魂。作为国家新规划之一：将香港打造对外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如果缺乏了文学这个重要元素，香港这棵文化之树，将会是失血的、苍白的。因为文学是原创的，戏剧、电影等等的表演艺术，基本上都是改编自文学著作，前者比香港文学获得更多的资源（在西九也有自己的专馆）。因此，给香港文学更大支持及提供更多资源，建立“香港文学馆”，刻不容缓！

为什么说建立“香港文学馆”是刻不容缓？最近接触到不少研究香港文学的内地和海外学者，他们要深入全面了解香港文学，都遇到很辣手的问题，他们跑香港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所获得资料往往是零散、甚至残缺不全的，不要说是完整的资料，简单如要找一本旧文学杂志的全本，也是戛戛乎其难。无他，香港欠缺一个有水准的文学馆藏。

十九年前，由34位发起人倡议建立的“香港文学馆”，其中发起人包括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著名学者罗忼烈教授、何沛雄教授，著名作家刘以鬯、也斯、海辛、陶然、双翼，著名儿童作家黄庆云，诗人犁青、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人曾敏之、报人甘丰穗、教育家王齐乐等人已经先后去世。可见，这是一场悲壮的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