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大邀三位内地作家驻校 路内：以 “题材” 为切入点谈创作

香港浸会大学的“华语作家创作坊”于2020年创办，意在邀请各地的华文作家到访浸大，于讲座、写作坊等活动与香港观众分享写作心得、介绍不同地区的华文创作发展。今年，浸会大学文学院邀请到包括内地作家路内在内的三位不同地区的作家担任驻校作家，通过参与作家对谈、个人讲座及主持写作班等多项活动，为年轻的写作者传递经验。

华语写作除了是一种个人行为，有时在时代的替换下更是一种群像，而内地作家路内便是“70后”书写者的代表者之一，在是次的创作坊中，他的分享主题以“题材”为主，“以前我觉得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但渐渐地，我觉得写什么更重要。”他说。

题材先于技术

在是次的计划中，路内将以“同时代的陌生人”为题开展座谈会，他谈道：“其实在这次的分享中，整个课时大概只有6个小时，首先我不太可能系统地去讲一个写作技巧的东西，我也没学过这个系统的写作技巧，我想，请作家来的更多的想法是从写作经验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一种对教材的补充。”

“题材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由于受教育程度愈加趋向的平均性，路内认为大多数人都有写作的能力，但是内地文学观察认为青年作家的写作高度的同质化，“但这不是坏事，因为只有基数大，才能有更好的作品出来。”

不过，路内在接触过一些新人作者及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后，感到年轻人对于流派风格这些问题普遍并不是很关心，“他们可能更关心作品在发表层面、在影视转化层面，怎么样能够快速地让自己突出。当然这无可厚非，我们不能对年轻人说，你应该默默地写10年，然后你一朝成名，对吧？”

由此一来，路内便首先降低自己对于“教授”的期望，他说：“叙事技巧这个东西其实它真的不是学出来的，而是通过阅读和自身多写多练，才能够建立这样一种所谓的写作技巧。希望对大家的写作能有一个激发，但并不是激发他们的写作兴趣，而是激发他们写原创中文小说的一种动力。”

文学的在场感

在过往的许多采访中，路内不时谈及自己的个人经历，这当然为他的小说带来了一定基数的题材，但他觉得，所谓“70后”写作者以地理或时代为底色为考量，并不是出于某种自觉性，“比如说我在小说里写到1990年代的人口大流动，这个事情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大事件来讲的话，我们当初是没有自觉性的，因为它真的不像战争一样，一颗炸弹落在人头上，就觉醒。”路内认为文学是有趋势的，而这个趋势便是当代文学的“在场感”。

“好的电影像纪录片，好的纪录片像小说。”路内引用他曾读过的一句话来解释，“人口流动的事件在当时并没有那么显性，但是你回过头来看，在我所经历的时代，这件事情是个大事。因为是可以被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间去看的。”

路内被普遍认为是“70后”书写者中对城镇叙事与工业时代最熟悉及描述最为动人的作家，但他觉得，这些觉醒是滞后的，“20年过去了，慢慢确实也被归为说在谈论时代、故土这些东西，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文学结构上是有他的话语权的。”

时代是一种意识

时代背景有其天然的文化特性，“给予写作者肯定是有好处的，”路内自己愿意回到更具冲突的时代，那能产生的文学性更足，“但是对于当代的写作者来说，地理背景是他们的一个优势，因为中国足够大，而且我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大概能讲到中国的性别差异，举例说在上海，男女之间就很平等，但是如果你往另一边走的话，它就不是了。那么这是一个可以写的东西。”

此外，路内举例说，贫富差异、民族差异、城乡差异等，都是属于中国特有的一种切入角度，是不乏写作题材的，“写作者能够尽快呈现出个人风格，那么首先是避免同质化，其次是建立风格。这种风格最好是国际化的，因为你只讲中国人的问题别人听不懂的，时代是一种意识。”

在路内的小说取材中，显然是将“描述自我”放在大时代或社会冲突之前的，他在即将出版的最新作品《关于告别的一切》中，仍然不多不少地以个人经历为蓝本，描述一个不得意的作家在时代洪流中的高低起伏，他不认为小说中应当放太多自己的想法或态度，“如果我们过度地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谈立场的话，它会减损小说本身的魅力，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创作真理。”他认为写作者当然有表达自己理念的权利，但要进行一个权衡，“当然有人能够两者都做到，比如鲁迅这样的作者，但毕竟非常少。”

“因为我察觉到这几年的情况就变得有点不一样，年轻人之间也不太愿意交流，冲突比较多，这就有问题了。老作家之间关系都很好的，我们讲的是交情。但年轻人因为很多时候没有建立起这种个人的友谊，于是首先选择谈的是政治、文化层面的对抗，这是不好的。”他说。

来源：香港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