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文：香港要成为文化中心，香港人的内涵仍缺少了什么？
撰文：李伟民
你快乐吗？表面的baller，其实最不快乐，真正的快乐，源自于内心的平静。
欲念只是脑袋的填饱，不入心灵，非真正快乐。童年，快乐是“真材实料”的，因它和物质无关；可惜，纯真已消逝。今天长大的你，要好好把握“生活的文化”，如看书、听音乐、作画、看电影；或追寻“精神的文化”，如宗教、哲学、做人道理，才能把满布污渍的心灵清洗，须臾之间，重拾洁净人生。
桑榆，那有老掉这回事；大家要尊敬长辈，他们是社会的压箱宝，常对年轻人说：“就算数千元的家用，也代表对父母的敬爱。”常言，“姜愈老愈辣”、“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外国人说“old owls are wise”；智者的聪慧，如瑰丽的晚霞，年轻人，愿意仰望的，脸泛嫣红。最难忘陈达文博士曾经赠我这一句：“文化，便是how to be a human and how is your life being humane！”
陈达文（Dr Darwin Chen）博士是文化艺术界“教父”，没有他，哪有今天香港文艺界的建设成就！以前，香港除了戏院以外，没有“见得人”的文化场地；陈博士当年在政府，参与1962年“香港大会堂”（Hong Kong City Hall）成立，从此，香港有了正规的音乐厅、文娱厅、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设备。“好炸”的大会堂，是因，今天，文化场地处处，是果。前辈说：“City Hall，不仅是上流社会或知识份子应酬交际的地方，它是‘与民共养’的心灵之所。”
博士为人严肃，但对人温暖，充满耐性。他说：“在殖民地时期，香港的文化政策是‘务实’的，不为政治服务；文化表演和展览，亦不视为经济活动，没有‘创意经济’这概念。小数英国人统治九成多的华人，故此他们不谈意识形态；当时的目标只是先让普罗大众，通过这大会堂，有机会‘接触’和‘感受’文化艺术这抽象东西，然后慢慢乐意改善贫乏的精神生活！当时，在大会堂设立婚姻登记处，用意是让市民在非经意下走进文化宝殿；我又坚持大会堂上演粤剧，因为广东大戏是本地艺术，还找了麦炳荣、凤凰女演出《凤阁恩仇未了情》打头阵；跟着，表演票价要低，基层也可以和有钱人同场欣赏艺术；图书馆容许市民借书回家，就算有人不还书，那也是区区小数。办理事情，不能因小失大，搬‘石头’用作‘不作为’的挡箭牌！自高自大，或妄自菲薄的人，往往抗拒文化艺术。其实，文化艺术如慈善心肠，早已藏于每个人的心室，在乎你有没有拿出钥匙，把它开启！”
陈达文，1932年出生于上海，是移居上海的广东家族；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在1946年，他跟随家人到了香港，他笑说：“当时，我是带有上海口音的广东人。”前辈在男拔萃唸中学，当了几年记者后考进罗富国教育学院，跟着，去当皇仁、喇沙等学校老师；后来，唸了伦敦大学。他说：“我在任教的时候，大会堂快将落成，正招聘员工，心想：这是为文化服务的大好机会，于是在1961年，我成为大会堂的第一任副经理！”往后，前辈步步晋升，成为文化署署长等政府高层官员。他毕生为文化艺术作出贡献：香港管弦乐团、话剧团、民乐团、舞蹈团等全是他倡导成立；还未计算全港大大小小文化场地的建设。在英治时代，前辈坚持不懈地向上司争取资源投放在文化艺术。如说邵逸夫是香港电影业的历史巨人，那么，陈达文必然是文艺界的伟人。
前辈90岁了，说话清晰有力、引经据典，而且，思想条理分明，把他的话写下来，便是一篇精辟论文。他说：“国家希望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有百多年中西生活的沉淀，绝对有这个资格。而且，颇多市民人受过中西方教育，懂两种语言，经历过两种文化，以往，香港称为‘东方之珠’，便是这个理由；但是，若然香港人的文化素质，一天比一天开倒车，口说‘有文化’，但只是表面的艺术展览、表演等活动，人，却粗糙没有内涵，我担心这梦想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陈达文现为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荣休会长及高级顾问；他曾任艺术发展局主席；获颁香港大学名誉博士、演艺学院荣誉院士、教育大学荣誉院士等等。2012年，他荣获“艺术终生成就奖”，以表扬他的巨大功劳。
前辈吸了一口气：“六十至九十年代，香港的文化艺术发展，集中在‘地方、人才、节目、活动’等等具体建设，1997年回归以来，政府‘一本通书睇到老’，仍把文化艺术停留在课余及下班以后的‘社区康乐消遣’。联合国对‘文化’的重要性，说得很好：文化，是精神层面的知识和修养、是自我认同的动力、是正确价值观的培养。在高质素的社会，人，不能没有文化！‘公民教育’替代不了思想层面的‘社会文化教育’，因文化是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精神河道，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的凝聚力、生命力和创造力，以至道德力量的泉水。如果，香港人只关心物质生活，缺乏文化素质，则这城市便会破掉社会进步的一片墙，当人们不再对自己的文化修养感到自豪，便会丧失寻求高尚人格的动力，香港的‘家’，何以再成家了？”
我点头认同，但亦无奈：“蔑视自己民族的文化，真的可悲；香港人要赶走错误思想，重拾正面的香港情！”
前辈和颜悦色地：“但愿将来文化局长，不把‘文化’只看作为技术性的设施工程、康乐工程、旅游工程、经济工程；‘文化’，要心连心改善到香港人的生活面貌，包括生命观、民族观及世界观；所以，文化局要带领的，是香港社会精神文明的启航。”
我开玩笑：“会不会这位文化局长也不知道自己‘孭重飞’？”前辈也失笑：“从来社会的教化工作，不要怕别人取笑，也不要急功近利，更不要只做表面功夫，必须长年累月，孜孜不倦的。”我不耻下问：“那么，教育大众什么呢？”
前辈淡淡一笑，如榕树乐意遮荫：“以中国人传统的文化思想为基础，在适当地方，加上西方的‘自由发展’和‘个人权利’的概念；更要扭转如香港过往‘自我主义’过犹不及的状态。在我们儒家文化中，人，不是单独的存在，‘人’的意义和价值，是相对的，它承载了‘家’、‘国’、‘天下’的伦理角色和道德责任，特别是修炼个人素养和家庭观念。中国人的传统，充满着人伦温情，而那份温情，是自己和别人共存共活的基础。”我插嘴：“对！例如‘人情味’、‘人情世故’等，在英语是不存在的，他们的常用字只如‘love’或‘kindness’，没有中国人那份‘情’的深层次意义，更不要说‘仁’和‘义’，这些都是中国人的思想精髓。”
前辈再说：“中国人传统思想所强调的，是某种的altruism(利人主义) ，即如何约束自己，为别人着想，成全对家人和社会的意义，这些大意义，比起一己私欲来得更重要。自由，是有条件的，那便是：自省和自制。”他停顿一刻：“西方社会，从古希腊以至罗马哲学，‘个人权利’和‘守法’是他们思想中重要的一环；可惜许多人今天曲解为‘只要不犯法，什么都可以干’。”我回应：“对！因西方有所谓harm principle(伤害原则)，即除非为了阻止一个人“伤害”其他人，否则，个人或群体不得对另一个人的‘自由行为’作出干涉！这是非常self-interest的西方理论。我觉得：但就算不犯法，赚钱也不能没有道德底线；自我可以，但绝不能影响别人！”
前辈想了一会：“香港的社会文化，目前弥漫的是西方的‘自我主义’(egotism) ；强调自我利益和成就，它成为个人取向的moral foundation。”
我问：“前辈，你刚才说的‘以中国人思想为基础，在适当地方，可加上西方的概念’，在哪方面呢？”他微笑：“西方对‘自我’的信念，在科学及医学研究、学术发展、艺术创作、生活美学这四方面，推动了人类的进步，这的确是好的一面！不过，又不能太盲目相信西方专家那一套。‘橘化为枳’，也得小心！”
前辈想起来：“有兴趣研究文化和人类、政治、社会关系的朋友，可以看以色列作家Y N Harari、美国日裔学者Francis Fukuyama、奥地利管理大师Peter Drucker的著作。其实，文化，是人类未来存亡的key factor，低估了它的重要，便令香港的和谐社会继续受到灾难性的破坏。现在，我们进入了internet世代，小孩子、年青一代，逐渐脱离了人伦的国度，躲在虚拟世界，以电子游戏的规则，作为现实生活的道德，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赞同：“这解释了为何更多年轻人不重视家庭伦理观念，更相信身体和语言暴力可以解决问题！”
最后，我问陈达文博士：“你对香港政府推行‘文化社会’有信心吗？”前辈停顿了很久：“部分香港的管理层，有自己的一套官僚思维，想出来的，便以为行得通，同时，本来行得通的，却因怕难，又不敢提出。他们以自身仕途为优先考虑，‘怕孭镬’、影响升职，或‘自扫门前雪’，各自为政，这便是‘官僚作风’。久而久之，便缺乏勇气和承担，而市民的真正福祉，往往被忽略了！”我答“最近，有一宗新闻：‘扒龙舟’竟被列入‘体育’而不是‘文化’活动，而且，部门为了市容等理由，拒绝让备用龙舟放存在天桥底；所以，建立‘文化为重’的社会价值，实在很重要。”前辈望着我：“在十四到十六世纪期间，欧洲有一个Renaissance (文艺复兴运动)，当时的思想家摆脱封闭的思维，通过文化、艺术、文字等作品，重新探讨和发现‘人’，包括自己和别人，在世上的真正意义？我希望香港度过了一百多年后，能够也来一次Renaissance，让所有香港人，一同思考，我们天天所生活的城市，到底对自己、对家人、对别人、对国家，又有什么新的意义呢？”
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这样写着：“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生生不息、永不枯竭。这文化提供了创造的土壤和环境，也给整个民族提供了勇气和精神。中华文化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具‘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这中华文化的基因，不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永不褪色。”也许，反璞归真，重拾中国人的文化和道德，便是非常理想的香港Renaissance！
来源：橙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