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交響曲奏出人生新篇章 李秀恒華麗轉身成就攝影家
呂書練
那是近兩年前的一場音樂會──隨着鏗鏘有力的《命運交響曲》那猶如「命運來敲門的聲音」在樂池中響起，舞台上的巨型屏幕出現一群群翱翔中的小紅鶴及其陽光下投射的身影，襯托着牠們的背景猶如一片抹了油彩般的畫布，不知疲倦的鳥兒，以及由碳酸化合物形成的幻彩湖面構成一幅令人嘆為觀止的圖畫，隨着旋律的遞進，空中的鳥群列成不同的形狀，地上的湖水流出不規則的地貌……
如此良辰美景，令人目不暇給，更令人渾然忘我，也把樂聖貝多芬及其名曲給忘了。
不是這首交響樂名曲不夠震撼，而是大自然的奧妙更震撼，是攝影師從空中為我們送來的另一闋命運交響曲太美妙，令人不禁羨慕起那群自由自在的飛鳥，如此沃野千里的人間天上、變幻無窮的神奇景觀居然出現在貧瘠的非洲大地！
「當我乘直升機從空中俯瞰，我發現大地這道風景：有湖，有結晶片，有農地，農地上有一些生物，有一些植物，這種大地風景，我發覺就像一組五線譜，而那一群飛翔中的雀鳥就像跳動的音符……看着牠們飛呀、飛呀，一種音樂的節奏感就在我的腦海中油然而生，就像是我一直喜歡的交響樂。」
在2021年書展期間的攝影講座上，這一組照片的攝影師李秀恒循循善誘地分享着他的拍攝感受，這也就是《天空交響曲──不同角度之下的肯亞及坦桑尼亞》這本攝影集及其上述同名音樂會的創作緣由，將攝影和音樂兩種不同的藝術表現形式結合，並藉着樂聖貝多芬誕辰250周年紀念這個時機，非洲大地上風光旖旎的如畫生態和野生動物的趣致神態深入人心，而這些攝影作品也深深地烙印在觀眾的腦海中。
生活格言：用有限的時間做無限的事
李秀恒，一個似曾相識的名字，不，更確切來說，是一個熟悉的名字！但以往在媒體上出現的李秀恒是一位熱心於公益的成功商人、一位關心時政的全國政協委員，更是典型的「獅子山故事」主角──上世紀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生，在一個移民而來的普通工人家庭長大，小時候，跟家人住在一層有五、六個家庭分租的板間房……
努力讀書，爭取表現，加入洋行，拚搏十幾年，三十出頭，開始有自己的事業，及時趕上中國改革開放的春風，登上北行列車，抓住了機遇，開拓了市場，於是，「香港十大傑出青年」、「香港青年工業家」等等，榮譽接踵而來，成就了年輕有為的「香港鐘錶大王」。
三十年過去，在商界、政界，乃至學術界都有響噹噹的銜頭和顯要的位置，工作日程排得密密麻麻，怎麼如今變身為攝影師？而且，在我面前擺放的是四本份量厚重、意蘊深邃、兼具知性和美感的攝影集：《帶路》及其續集、《節慶》和《天空交響曲》。一個是西裝筆挺的政經名人，一個是行囊滿身的攝影師，身份交疊得令人難以置信。
今天的李秀恒，仍然是一位商人，身兼多家公司董事和香港經貿商會會長，但他的身影似乎更多地出現在各種文化活動場合，當嘉賓，做主持，出謀獻策，乃至組織行動。這個「華麗轉身」從何說起呢？
「我有句格言：用有限的時間做無限的事。人生，無論你有多高壽，100歲或120歲已是人瑞了，但在整個宇宙之中，幾千光年或億幾年的變化之中──人類歷史也只六千年，其實很短暫，要盡量分配好時間去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那麼，應該做甚麼呢？這是另一個話題，而且要看不同階段……」坐在沙發上的李秀恒徐徐地對筆者說起自己的「人生規劃」。
小時候，家裡很窮，但那個年代，大部分香港家庭都是這樣，生活環境和社會經濟增長也是這樣；在他的成長記憶中，主要是要有飯吃；步入社會，首先想的是有固定的入息，能自力更生，再進一步照顧家人。所以，「我們一邊努力讀書，一邊努力工作，盡量去拚搏，以改善家人的生活。談個人興趣是一種奢侈。」他憶述。
從小就很喜歡中國文學和文化，小學五年級時曾參加《華僑日報》書法比賽並奪得冠軍，讀書成績很好，可以入讀英文中學，比如喇沙、拔萃之類，他還是挑了一間中文中學，因為可以接觸中國文化。「但是，文化是搵唔到食，後來就改讀商科，多學一些經濟方面的知識。」
他坦言，當時努力讀書的目的很簡單，為了取得獎學金；搏命工作的目的也很簡單，爭取升職加薪。都談不上理想。中學畢業時，看到《星島日報》有一則招聘廣告，就去應徵，順利進入一間洋行，做了兩年，再跳槽到一間日本公司，做營業代表，也是鐘錶生意。「這是當時一般人羨慕的公司和行業。」他補充。
「其時，鐘錶市場很旺，主要由瑞士機械錶壟斷，卻也是由機械錶轉到電子錶的年代，從無到有，而日本錶主要是石英錶。」李秀恒概括性地介紹了香港工業的代工年代──製造業的高峰期。但始終是日本公司，華人很難出頭，累積了一定經驗和人脈之後，就自己出來創業，仍是老本行：鐘錶生意。那是1987年，他33歲，正值當立之年。
說到這裡，他語氣一轉：「真的要感謝國家，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開放外銷市場，容許我們的產品進入內地，同時也把在內地生產的產品出口到歐美市場。」他成為首批到內地做開荒牛的香港青年商人。
人生規劃：抓住機遇作多元化發展
對天生好奇的他來說，進入內地後，除了做生意，還接觸到很多人和團體，認識不一樣的文化。慢慢地，他發現，「國家也需要像我們這樣的中間人，因為內地大門正逐步打開，很多基礎未打好，缺資金，也缺技術，我們就抓住機遇，在深圳坪山設廠，再到樟木頭……」
「中間人」從香港引進資金和技術，配以內地提供的廉價勞工和土地。產品源源不斷，輸向歐洲和日本，之後隨着內地逐步開放市場，他們也從一個只事生產的廠商，兼及供銷商，投入背後的無限量供應市場……
「與此同時，令我們這群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商人認識國家。」這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國家，有着各種各樣的人情世故和自然風貌。
在商界浸淫了一段時間後，李秀恒想到充實自己，期間到美國修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後來，因為在內地做生意，他在跟廣州暨南大學學生交流從商經驗中又萌生了修讀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念頭，「我當時做工廠，而那個系是工業經濟，專業正好對口。」
「當時的香港人覺得我是傻的，因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到內地讀書，人們會以為你在香港讀不了書。」李秀恒卻覺得受益匪淺，「這讓我認識到甚麼是矛盾論、計劃經濟，改革開放的意義和當時的社會民情。」
其時，李秀恒已在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擔任客席教授，講的是China Marketing(中國市場)，「當年還沒有多少海歸學者，也沒有多少內地學生或學者來港，真正了解內地市場的就是我們這類到內地開拓市場的港商，我們有開工廠、做銷售的直接經驗。」
但教學並不僅僅是分享經驗，還要有相關的理論和數據，理論加實踐，才受學生歡迎。在準備博士論文的過程中，要做資料搜集，慢慢地，他又開始在報刊寫有關經濟方面的文章。
顯然，李秀恒很擅長「人生規劃」：在商界站穩腳步之後，重返校園深造，結合實踐和理論在大學教書，跟年輕學生分享經驗，再出任公職，包括從政。這條路充滿勵志性……
他卻持平常心態：「其實，很多成功人士都是這樣走過來的，我沒有甚麼特別。當然，我不是含着金鑰匙出生。」他說，「從事公職是應該的，賺到第一桶金，填飽肚子又有餘錢、餘力，自然想到回餽社會，如果整個社會不好，只有自己好，也不會開心。」
那麼，是否可以這樣理解：生意做到一定的階段和程度，業務穩定了，公司營運成熟了，身為老闆的不用再親力親為，相對有多些自由時間和金錢去發展自己的興趣？但興趣有很多，為何對攝影情有獨鍾？
藝術感覺：從石英錶設計中油然而生
這跟小時候的記憶有關，那個年代沒甚麼娛樂，一家人放假就去郊遊，父親就為家人拍照紀念，小男孩對機械有興趣，他就拿起父親的相機來研究一番。長大後當暑期工時，正好做過沖曬工作，在美國進修工商管理時，還順便兼讀了一個攝影課程。
而且，在製造和銷售鐘錶的過程中，李秀恒發現款式設計直接影響銷售業績，但好看與否涉及文化觸覺，「要研究怎樣配搭更好看，如何設計更具風格？更摩登？比如錶面用甚麼顏色，時、分和秒針的色彩配搭……」
所以，對打磨、品味和設計都有要求，講角度、構圖，還有主題、風格，這跟攝影相似。這涉及先天性的觸覺，但需要後天培養……「以前的人喜歡文化，通常是寫小說，而我卻從石英錶設計、製造中受到啟發……」藝術感油然而生。
真正拿起相機也跟生意有關。隨着科技進步，很多東西不用手抄。「就像你現在來訪問我，也不一定用筆和簿即時記錄，有錄音機。有了數碼相機後，記錄更方便，比如我出席一些展銷會或展覽會，看到一個樣版很好，可以向對方要產品目錄，但沒有怎樣辦？拍下一張！方便又簡單。」
「時代在進步，攝影機可以是一支很好的筆，很好的記錄工具。那麼，既然有這麼好的工具輔助，為甚麼不拍好一些呢？為甚麼不多一些要求呢？比如除了產品，可以拍一下場景？就像寫稿，既然經常寫，為甚麼不把字寫得好看一些呢？為甚麼文法不用得精準一些呢？」
但寫作講天分，藝術家也具備一定的天分。「這包括先天和後天，但你首先要有所要求。你如果沒要求，就永遠都不會好。回頭講，也因為我一直喜歡攝影。如今，數碼相機、手機拍照這麼方便，慢慢，你無論去到哪裡，看到好的藝術品，就會即時拍下來，作為記錄。但如何做一個好的記錄呢？一個具連貫性的記錄呢？這既要運用到拍攝的技巧，更要知道自己需要甚麼，以及想表達甚麼。」
只是，眼前的攝影集題材豐富、廣泛，主題獨特，涉及的地域、場景、活動和拍攝對象，顯然非一般攝影師能做到。而且，每一本都有明確的主題：「帶路」、「節慶」和「天空」等，編排很有系統。是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去拍攝嗎？
「大部分是針對，但也有些是隨意和順便的。」他說，以「帶路」為例，當時是政府組織一個商務考察團，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尋找投資機會，包括去越南、柬埔寨或馬來西亞等，「既然決定去，為何不在事前多做一些準備工作，比如事先了解這些國家的歷史演變、文化背景、人民的生活習慣以及宗教信仰等，可能花多一點時間，但你之後的收穫卻可以是倍增的，你加深了認識，就變成專家了。而且，既然難得有機會到來，為何不借機拍攝一下它的風土人情和人文景觀呢？」
但考察團是集體行動，如何騰出時間去拍攝？書中有些人物特寫，怎樣挖掘拍攝對象？
他說，挖掘拍攝對象方面主要是個人觸覺，而拍攝時間是擠出來的：旅遊團到達一個地方，多數團員往往會站在那裡聽導遊講解，而我因為出發前已做了功課，這時就一個人走開。比如去羅浮宮，導遊介紹蒙娜麗莎，然後是勝利女神，他已知道，沒必要站在那裡。
「而我感興趣的是，如何拍攝蒙娜麗莎和勝利女神的畫像。當人們圍着蒙娜麗莎聽講解時，我就先去拍攝勝利女神；等人們走了，我再折回拍蒙娜麗莎──充分利用時間空隙，也即用有限的時間做無限的事。」
所以事前籌劃就很重要。之後再上旅遊車時，回頭跟當地導遊分享或請教，以加深記憶和認識。這又涉及到戰略。所以，當別人去看預設景點時，李秀恒就到周圍走走看看，捕捉一些即時發現的鏡頭。但他透露，像《節慶》那本書中的照片，是在之前跟有關單位聯絡好，等待各少數民族舉辦有關節慶活動時，就去參加並拍照。
面對競爭：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
每次出發，兩機三鏡頭是必備之工具，在讀攝影課程時學會顏色的分佈。
提到攝影中的顏色，尤其是風景攝影或藝術攝影時，色彩的作用很明顯。記得看《天空交響曲》時，由於很多照片都是從空中往下拍，大地和草原，湖水和山巒，就像一幅鋪了底色的畫布，翱翔的小紅鶴群猶如潑灑的彩墨，構成一幅幅大自然傑作。這些色彩艷麗的攝影作品有沒有在暗房加工呢？
「怎麼可能呢？這是《國家地理》雜誌出版，該刊向以追求真實、製作嚴謹出名，又豈能接受事後加工呢？」李秀恒說，「我一直強調的是，用有限的時間做無限的事，這是第一；另一點是，面對競爭時，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
他說，香港有這麼多種類的鳥，卻也有很多個觀鳥會，很多老先生長期伏在特定的位置觀察，就等待飛鳥出現或經過，捕捉一剎那，你如何贏過別人？有些人可能花上一年或幾年時間，就為了拍攝那一組照片──從鳥兒出巢、成長到起飛，每一個神態都有，你有這時間和能耐嗎？《國家地理》雜誌又如何會選上你的作品，而不是別人的呢？
「你必須去想一些別人沒做過，抑或別人很難做得到的東西，自己才能脫穎而出，這跟做生意一樣。如果我今天做地產生意，我怎能跟李嘉誠先生或恒基集團或信和等競爭呢？但是，我公司做工廈活化則完全不同──我們在這方面在香港是很出名的，為甚麼呢？因為拆樓、起樓、買地，肯定無法跟人競爭，但工廈活化，那些大地產商是不屑於做的，這時我去做，不是有優勢嗎？」
「回到拍攝吧，比如拍鳥，怎麼拍？比如三隻鳥兒在覓食或停留，很多人都是直接拍攝，或往天空的方向拍，而我從空中往下拍，是否特別一點呢？當然成本貴，還有拍攝的地點，也很少人用直升機來拍攝飛鳥。」
他又以《帶路》的拍攝為例說，這是國家的倡議，但如何介紹「一帶一路」那些地方的文化？沿路國家很多，那些地方在哪裡呢？提到歐洲(西歐)、泰國或印尼，很多人會認識，但對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吉爾吉斯斯坦這些國家，你問十個香港人，可能九個都不知，像烏克蘭，如果不是因為打仗，可能很多人都沒聽說過這個國家。還有立陶宛、白俄羅斯、塞爾維亞，很少人去拍攝，而你去做了，不就有市場價值嗎？
「再說《節慶》吧，外國攝影師永遠出版不了，為甚麼？他們如何能到新疆拍到開齋節呢？《國家地理》只能找中國人去拍，而我有辦法進去，我了解中國，有好的聯繫，而且，像這種大型節慶活動，誰拍可能都差不多，最主要是有沒有組織安排你進去拍，能否得到較佳的位置拍？所以，一定要有國家的支持，有相關組織或地方部門的安排，獲得許可證，需要一系列籌劃。」
李秀恒透露，當時是《國家地理》想出一本這樣的書，而他得到國家各方面的支援，包括中宣部、統戰部、媒體和各地方政府的配合，時值新中國成立70周年，56個少數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大型節慶，從構思到籌備、聯絡到拍攝歷經數年，共拍了其中18個民族的重大節日慶典。
靈活變通：機會往往就在風險中
那麼，在拍攝過程中可有一些難忘或有趣的事？或遇到甚麼困難？
「當然。」沉思一下說：「比如我們去清遠、越南拍瑤族節慶，剛好下大雨，打亂了原訂計劃。但既然來了，總不能吃白果，這必須在事先做好兩手準備，比如克服山區的泥濘，但下雨有下雨的氣氛，比如有些水霧、水滴，總之要靈活變通。」
李秀恒透露，印象最深刻的，是到吉林拍攝蒙古族一個有關釣魚的節慶：查干湖冬捕。「那是目前唯一仍然保留蒙古族最原始捕魚方式、一年一度的冰上釣魚活動，充分體現了古代蒙古人的智慧。「在零下40多度，在結了冰的湖上，沒山沒林阻擋，一陣冷風颳來，一個來自南方的香港人面對這樣的天氣，你可以想像。」他憶述。
需要事前準備好保暖衣、暖包，不但是人，更重要的是相機；要研究如何令相機在如此低溫下仍能發揮功用，尤其是電池，要放在暖衣內保暖。因為在嚴寒的天氣下，電池消耗很快。同時要考慮到，冰天雪地，室內外溫差極大，相機也容易損壞。
這四本攝影集顯然花了他不少時間和心血，對於一位時間就是金錢的商人來說，可謂成本不小。有甚麼動力呢？
「商人總不能只埋頭做生意，也有個人嗜好呀，有人喜歡打高爾夫球，有人喜歡入馬場看跑馬，而我喜歡攝影，可以到處走走，了解風土人情，我當旅遊、攝影、取經，又工作又出版，即一雞幾味。而且現代人出門方便，去任何地方，只要有網絡，隨時可跟香港公司同事聯絡，像現在採訪，用電話或手機通訊或視像等都可以做到。」他輕鬆地說。
李秀恒說，表面上，他做鐘錶和地產生意，甚至擔任公職，跟野外攝影風馬牛不相及，但不同的東西是可以互通互融的──你做公益，會了解到社會有甚麼需要，「比如我在內地做省政協或全國政協，向政府反映意見，提出我們外商面對甚麼問題，促成內銷市場的開放；再比如現在美國抵制我們，我們應該用甚麼方法去處理呢？這是為公？還是為私呢？對自己的公司有幫助，但對國家也有幫助。」
「你如果不開放市場，外面的資金進不來，國家如何發展呢？無商不富嘛。所以，很多事情是有關連的。再說回攝影，你現在日常有很好的生活，如果構思得好，你想有一個記錄，比如我今天去了哪家餐廳，吃了甚麼好吃的或特別的，遇見了甚麼人，我想有個記錄，就拍下來。交給秘書，他日我想再去，就找出來，指着照片。這是一個記錄。」
李秀恒一口氣舉了很多生活實例，腦子轉得很快，讓人看到一位成功人士如何善用時間和抓住時機：用有限的時間做無限的事。
但他承認，在外地拍攝的確有不少風險，比如在查干湖上拍攝，看到一個鏡頭，你有時要奮不顧身地跑過去，可能就差一秒鐘，但冰上很滑，當然有跌倒的危險，所以，要在奮不顧身和注意安全之間衡量。如果太注意安全，就會錯失很多好鏡頭。
另一種危險是各地的治安。他去孟加拉拍攝時，真的有持槍者來到身邊。無論是在內地，或其他國家，當你擺出一副專業相機準備拍攝時，往往引起當地人的注意，有人會阻撓，尤其警察。有些地方對《國家地理》友好，但有些地方不喜歡媒體記者，對出版更敏感。
所以，要學會在適當的時候、適當的地方用適當的身份去跟人打交道，跟對方溝通。「我之所以跟《國家地理》合作，主要是國際化，這也配合國家的政策。不過，今年打算出版《帶路》下集時，有人建議不要用『帶路』這個題目，指有政治敏感，但我堅持。」
專業攝影：在紀實性中追求美感
既然存在這麼多風險，自己又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何必去冒這種風險？「就是追求一張完美的照片囉──」他答得爽快，想了一下又說：「就是這呀。」
「你算是一位專業攝影師嗎？」筆者追問。
「我是一位超專業的攝影師。」不假思索，自信中有點得意：「因為攝影師有時……比如記者吧，他是為職業而做，只要交來的相片清晰，就夠了。至於角度好不好，旁邊有甚麼人，相片的構圖如何，記者不會這麼想，那只是紀實性的新聞照片。但也有一些攝影發燒友、一些龍友 (沙龍攝影愛好者) 可能拍一個大特寫，把女孩的眼睛拍得很大，很有氣氛，但是在哪裡拍的？不知道。沒有紀實性嘛。」
而他要在紀實性中有角度，有構思，或在角度中有對事件的記錄，因為照片會講故事，「我是在追求這些的同時，又要有美感，有些沙龍感。《節慶》和《天空》都是這類風格。」
2020年11月那場《天空交響曲》音樂會，舞台背景的照片就呈現這種美感，很震撼！那是他去了十多次非洲的觀察、拍攝所得，最初是去旅行，因為當地以野外旅遊著稱，不但地貌獨特，生態更難見，像動物覓食，動物大遷徙，馬兒奔跑，雀鳥群飛，老虎、獅子隨時出沒……但真正坐直升機拍攝僅此一次，大約花了一周時間，當然之前做了很多資料搜集工作，包括了解當地氣候、小紅鶴們的生活習慣、地上動物出現的時間，以及跟飛機師合作等。
在空中搖擺，家人可擔心安全？他說，不會告訴家人。之後知道時，已安全回來了。「其實，我最擔心的倒是不小心架撐掉下去了。」
這是李秀恒組織的第二次跨界藝術活動。首次是2018年《帶路》出版之後，在君悅酒店舉行一個小型音樂會，跟華夏中樂團合作，以中樂演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名曲，並在一個大熒幕上放映沿途拍攝的風土人情和自然景致，「選用中樂，一方面有種特別的味道，另方面象徵中國人來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他解釋道。
同年，他更將部分照片用日本美術紙打印出來，配以他用鋼筆書寫的相關文字，裝裱上畫框，跟蘇富比合作，舉行了一次慈善展覽兼拍賣會：攝影加鋼筆書法，營造另一種藝術觀感。
一段「帶路」活動，一場「天空交響曲」音樂會，一連串的「節慶」狂歡，不但令生活在石屎森林中的香港都市人領略到遙遠土地上的旖旎風光、原野魅力、宗教文化，也把商人李秀恒豐富的藝術想像力展現在大眾面前：攝影家成為他身上另一張閃亮的名片，繼政商名人、學者、收藏家之後，作為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的李秀恒今日多了另一個更活躍的身份：香港文藝界最大團體──香港文聯執行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