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交响曲奏出人生新篇章 李秀恒华丽转身成就摄影家
吕书练
那是近两年前的一场音乐会──随着铿锵有力的《命运交响曲》那犹如“命运来敲门的声音”在乐池中响起，舞台上的巨型屏幕出现一群群翱翔中的小红鹤及其阳光下投射的身影，衬托着牠们的背景犹如一片抹了油彩般的画布，不知疲倦的鸟儿，以及由碳酸化合物形成的幻彩湖面构成一幅令人叹为观止的图画，随着旋律的递进，空中的鸟群列成不同的形状，地上的湖水流出不规则的地貌……
如此良辰美景，令人目不暇给，更令人浑然忘我，也把乐圣贝多芬及其名曲给忘了。
不是这首交响乐名曲不够震撼，而是大自然的奥妙更震撼，是摄影师从空中为我们送来的另一阕命运交响曲太美妙，令人不禁羡慕起那群自由自在的飞鸟，如此沃野千里的人间天上、变幻无穷的神奇景观居然出现在贫瘠的非洲大地！
“当我乘直升机从空中俯瞰，我发现大地这道风景：有湖，有结芯片，有农地，农地上有一些生物，有一些植物，这种大地风景，我发觉就像一组五线谱，而那一群飞翔中的雀鸟就像跳动的音符……看着牠们飞呀、飞呀，一种音乐的节奏感就在我的脑海中油然而生，就像是我一直喜欢的交响乐。”
在2021年书展期间的摄影讲座上，这一组照片的摄影师李秀恒循循善诱地分享着他的拍摄感受，这也就是《天空交响曲──不同角度之下的肯尼亚及坦桑尼亚》这本摄影集及其上述同名音乐会的创作缘由，将摄影和音乐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结合，并借着乐圣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纪念这个时机，非洲大地上风光旖旎的如画生态和野生动物的趣致神态深入人心，而这些摄影作品也深深地烙印在观众的脑海中。
生活格言：用有限的时间做无限的事
李秀恒，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不，更确切来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但以往在媒体上出现的李秀恒是一位热心于公益的成功商人、一位关心时政的全国政协委员，更是典型的“狮子山故事”主角──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生，在一个移民而来的普通工人家庭长大，小时候，跟家人住在一层有五、六个家庭分租的板间房……
努力读书，争取表现，加入洋行，拚搏十几年，三十出头，开始有自己的事业，及时赶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登上北行列车，抓住了机遇，开拓了市场，于是，“香港十大杰出青年”、“香港青年工业家”等等，荣誉接踵而来，成就了年轻有为的“香港钟表大王”。
三十年过去，在商界、政界，乃至学术界都有响当当的衔头和显要的位置，工作日程排得密密麻麻，怎么如今变身为摄影师？而且，在我面前摆放的是四本份量厚重、意蕴深邃、兼具知性和美感的摄影集：《带路》及其续集、《节日》和《天空交响曲》。一个是西装笔挺的政经名人，一个是行囊满身的摄影师，身份交叠得令人难以置信。
今天的李秀恒，仍然是一位商人，身兼多家公司董事和香港经贸商会会长，但他的身影似乎更多地出现在各种文化活动场合，当嘉宾，做主持，出谋献策，乃至组织行动。这个“华丽转身”从何说起呢？
“我有句格言：用有限的时间做无限的事。人生，无论你有多高寿，100岁或120岁已是人瑞了，但在整个宇宙之中，几千光年或亿几年的变化之中──人类历史也只六千年，其实很短暂，要尽量分配好时间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那么，应该做什么呢？这是另一个话题，而且要看不同阶段……”坐在沙发上的李秀恒徐徐地对笔者说起自己的“人生规划”。
小时候，家里很穷，但那个年代，大部分香港家庭都是这样，生活环境和社会经济增长也是这样；在他的成长记忆中，主要是要有饭吃；步入社会，首先想的是有固定的入息，能自力更生，再进一步照顾家人。所以，“我们一边努力读书，一边努力工作，尽量去拚搏，以改善家人的生活。谈个人兴趣是一种奢侈。”他忆述。
从小就很喜欢中国文学和文化，小学五年级时曾参加《华侨日报》书法比赛并夺得冠军，读书成绩很好，可以入读英文中学，比如喇沙、拔萃之类，他还是挑了一间中文中学，因为可以接触中国文化。“但是，文化是揾唔到食，后来就改读商科，多学一些经济方面的知识。”
他坦言，当时努力读书的目的很简单，为了取得奖学金；搏命工作的目的也很简单，争取升职加薪。都谈不上理想。中学毕业时，看到《星岛日报》有一则招聘广告，就去应征，顺利进入一间洋行，做了两年，再跳槽到一间日本公司，做营业代表，也是钟表生意。“这是当时一般人羡慕的公司和行业。”他补充。
“其时，钟表市场很旺，主要由瑞士机械表垄断，却也是由机械表转到电子表的年代，从无到有，而日本表主要是石英表。”李秀恒概括性地介绍了香港工业的代工年代──制造业的高峰期。但始终是日本公司，华人很难出头，累积了一定经验和人脉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仍是老本行：钟表生意。那是1987年，他33岁，正值当立之年。
说到这里，他语气一转：“真的要感谢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开放外销市场，容许我们的产品进入内地，同时也把在内地生产的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他成为首批到内地做开荒牛的香港青年商人。
人生规划：抓住机遇作多元化发展
对天生好奇的他来说，进入内地后，除了做生意，还接触到很多人和团体，认识不一样的文化。慢慢地，他发现，“国家也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中间人，因为内地大门正逐步打开，很多基础未打好，缺资金，也缺技术，我们就抓住机遇，在深圳坪山设厂，再到樟木头……”
“中间人”从香港引进资金和技术，配以内地提供的廉价劳工和土地。产品源源不断，输向欧洲和日本，之后随着内地逐步开放市场，他们也从一个只事生产的厂商，兼及供销商，投入背后的无限量供应市场……
“与此同时，令我们这群香港土生土长的年轻商人认识国家。”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和自然风貌。
在商界浸淫了一段时间后，李秀恒想到充实自己，期间到美国修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来，因为在内地做生意，他在跟广州暨南大学学生交流从商经验中又萌生了修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念头，“我当时做工厂，而那个系是工业经济，专业正好对口。”
“当时的香港人觉得我是傻的，因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内地读书，人们会以为你在香港读不了书。”李秀恒却觉得受益匪浅，“这让我认识到什么是矛盾论、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的意义和当时的社会民情。”
其时，李秀恒已在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担任客席教授，讲的是China Marketing(中国市场)，“当年还没有多少海归学者，也没有多少内地学生或学者来港，真正了解内地市场的就是我们这类到内地开拓市场的港商，我们有开工厂、做销售的直接经验。”
但教学并不仅仅是分享经验，还要有相关的理论和数据，理论加实践，才受学生欢迎。在准备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要做资料搜集，慢慢地，他又开始在报刊写有关经济方面的文章。
显然，李秀恒很擅长“人生规划”：在商界站稳脚步之后，重返校园深造，结合实践和理论在大学教书，跟年轻学生分享经验，再出任公职，包括从政。这条路充满励志性……
他却持平常心态：“其实，很多成功人士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没有什么特别。当然，我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他说，“从事公职是应该的，赚到第一桶金，填饱肚子又有余钱、余力，自然想到回餽社会，如果整个社会不好，只有自己好，也不会开心。”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生意做到一定的阶段和程度，业务稳定了，公司营运成熟了，身为老板的不用再亲力亲为，相对有多些自由时间和金钱去发展自己的兴趣？但兴趣有很多，为何对摄影情有独钟？
艺术感觉：从石英表设计中油然而生
这跟小时候的记忆有关，那个年代没什么娱乐，一家人放假就去郊游，父亲就为家人拍照纪念，小男孩对机械有兴趣，他就拿起父亲的相机来研究一番。长大后当暑期工时，正好做过冲晒工作，在美国进修工商管理时，还顺便兼读了一个摄影课程。
而且，在制造和销售钟表的过程中，李秀恒发现款式设计直接影响销售业绩，但好看与否涉及文化触觉，“要研究怎样配搭更好看，如何设计更具风格？更摩登？比如表面用什么颜色，时、分和秒针的色彩配搭……”
所以，对打磨、品味和设计都有要求，讲角度、构图，还有主题、风格，这跟摄影相似。这涉及先天性的触觉，但需要后天培养……“以前的人喜欢文化，通常是写小说，而我却从石英表设计、制造中受到启发……”艺术感油然而生。
真正拿起相机也跟生意有关。随着科技进步，很多东西不用手抄。“就像你现在来访问我，也不一定用笔和簿即时记录，有录音机。有了数码相机后，记录更方便，比如我出席一些展销会或展览会，看到一个样版很好，可以向对方要产品目录，但没有怎样办？拍下一张！方便又简单。”
“时代在进步，摄影机可以是一支很好的笔，很好的记录工具。那么，既然有这么好的工具辅助，为什么不拍好一些呢？为什么不多一些要求呢？比如除了产品，可以拍一下场景？就像写稿，既然经常写，为什么不把字写得好看一些呢？为什么文法不用得精准一些呢？”
但写作讲天分，艺术家也具备一定的天分。“这包括先天和后天，但你首先要有所要求。你如果没要求，就永远都不会好。回头讲，也因为我一直喜欢摄影。如今，数码相机、手机拍照这么方便，慢慢，你无论去到哪里，看到好的艺术品，就会即时拍下来，作为记录。但如何做一个好的记录呢？一个具连贯性的记录呢？这既要运用到拍摄的技巧，更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以及想表达什么。”
只是，眼前的摄影集题材丰富、广泛，主题独特，涉及的地域、场景、活动和拍摄对象，显然非一般摄影师能做到。而且，每一本都有明确的主题：“带路”、“节日”和“天空”等，编排很有系统。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去拍摄吗？
“大部分是针对，但也有些是随意和顺便的。”他说，以“带路”为例，当时是政府组织一个商务考察团，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寻找投资机会，包括去越南、柬埔寨或马来西亚等，“既然决定去，为何不在事前多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事先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演变、文化背景、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宗教信仰等，可能花多一点时间，但你之后的收获却可以是倍增的，你加深了认识，就变成专家了。而且，既然难得有机会到来，为何不借机拍摄一下它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呢？”
但考察团是集体行动，如何腾出时间去拍摄？书中有些人物特写，怎样挖掘拍摄对象？
他说，挖掘拍摄对象方面主要是个人触觉，而拍摄时间是挤出来的：旅游团到达一个地方，多数团员往往会站在那里听导游讲解，而我因为出发前已做了功课，这时就一个人走开。比如去罗浮宫，导游介绍蒙娜丽莎，然后是胜利女神，他已知道，没必要站在那里。
“而我感兴趣的是，如何拍摄蒙娜丽莎和胜利女神的画像。当人们围着蒙娜丽莎听讲解时，我就先去拍摄胜利女神；等人们走了，我再折回拍蒙娜丽莎──充分利用时间空隙，也即用有限的时间做无限的事。”
所以事前筹划就很重要。之后再上旅游车时，回头跟当地导游分享或请教，以加深记忆和认识。这又涉及到战略。所以，当别人去看默认景点时，李秀恒就到周围走走看看，捕捉一些即时发现的镜头。但他透露，像《节日》那本书中的照片，是在之前跟有关单位联络好，等待各少数民族举办有关节日活动时，就去参加并拍照。
面对竞争：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
每次出发，两机三镜头是必备之工具，在读摄影课程时学会颜色的分布。
提到摄影中的颜色，尤其是风景摄影或艺术摄影时，色彩的作用很明显。记得看《天空交响曲》时，由于很多照片都是从空中往下拍，大地和草原，湖水和山峦，就像一幅铺了底色的画布，翱翔的小红鹤群犹如泼洒的彩墨，构成一幅幅大自然杰作。这些色彩艳丽的摄影作品有没有在暗房加工呢？
“怎么可能呢？这是《国家地理》杂志出版，该刊向以追求真实、制作严谨出名，又岂能接受事后加工呢？”李秀恒说，“我一直强调的是，用有限的时间做无限的事，这是第一；另一点是，面对竞争时，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
他说，香港有这么多种类的鸟，却也有很多个观鸟会，很多老先生长期伏在特定的位置观察，就等待飞鸟出现或经过，捕捉一刹那，你如何赢过别人？有些人可能花上一年或几年时间，就为了拍摄那一组照片──从鸟儿出巢、成长到起飞，每一个神态都有，你有这时间和能耐吗？《国家地理》杂志又如何会选上你的作品，而不是别人的呢？
“你必须去想一些别人没做过，抑或别人很难做得到的东西，自己才能脱颖而出，这跟做生意一样。如果我今天做地产生意，我怎能跟李嘉诚先生或恒基集团或信和等竞争呢？但是，我公司做工厦活化则完全不同──我们在这方面在香港是很出名的，为什么呢？因为拆楼、起楼、买地，肯定无法跟人竞争，但工厦活化，那些大地产商是不屑于做的，这时我去做，不是有优势吗？”
“回到拍摄吧，比如拍鸟，怎么拍？比如三只鸟儿在觅食或停留，很多人都是直接拍摄，或往天空的方向拍，而我从空中往下拍，是否特别一点呢？当然成本贵，还有拍摄的地点，也很少人用直升机来拍摄飞鸟。”
他又以《带路》的拍摄为例说，这是国家的倡议，但如何介绍“一带一路”那些地方的文化？沿路国家很多，那些地方在哪里呢？提到欧洲(西欧)、泰国或印尼，很多人会认识，但对哈萨克斯坦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国家，你问十个香港人，可能九个都不知，像乌克兰，如果不是因为打仗，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这个国家。还有立陶宛、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很少人去拍摄，而你去做了，不就有市场价值吗？
“再说《节日》吧，外国摄影师永远出版不了，为什么？他们如何能到新疆拍到开斋节呢？《国家地理》只能找中国人去拍，而我有办法进去，我了解中国，有好的联系，而且，像这种大型节日活动，谁拍可能都差不多，最主要是有没有组织安排你进去拍，能否得到较佳的位置拍？所以，一定要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组织或地方部门的安排，获得许可证，需要一系列筹划。”
李秀恒透露，当时是《国家地理》想出一本这样的书，而他得到国家各方面的支援，包括中宣部、统战部、媒体和各地方政府的配合，时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56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大型节日，从构思到筹备、联络到拍摄历经数年，共拍了其中18个民族的重大节日庆典。
灵活变通：机会往往就在风险中
那么，在拍摄过程中可有一些难忘或有趣的事？或遇到什么困难？
“当然。”沉思一下说：“比如我们去清远、越南拍瑶族节日，刚好下大雨，打乱了原订计划。但既然来了，总不能吃白果，这必须在事先做好两手准备，比如克服山区的泥泞，但下雨有下雨的气氛，比如有些水雾、水滴，总之要灵活变通。”
李秀恒透露，印象最深刻的，是到吉林拍摄蒙古族一个有关钓鱼的节日：查干湖冬捕。“那是目前唯一仍然保留蒙古族最原始捕鱼方式、一年一度的冰上钓鱼活动，充分体现了古代蒙古人的智慧。“在零下40多度，在结了冰的湖上，没山没林阻挡，一阵冷风刮来，一个来自南方的香港人面对这样的天气，你可以想像。”他忆述。
需要事前准备好保暖衣、暖包，不但是人，更重要的是相机；要研究如何令相机在如此低温下仍能发挥功用，尤其是电池，要放在暖衣内保暖。因为在严寒的天气下，电池消耗很快。同时要考虑到，冰天雪地，室内外温差极大，相机也容易损坏。
这四本摄影集显然花了他不少时间和心血，对于一位时间就是金钱的商人来说，可谓成本不小。有什么动力呢？
“商人总不能只埋头做生意，也有个人嗜好呀，有人喜欢打高尔夫球，有人喜欢入马场看跑马，而我喜欢摄影，可以到处走走，了解风土人情，我当旅游、摄影、取经，又工作又出版，即一鸡几味。而且现代人出门方便，去任何地方，只要有网络，随时可跟香港公司同事联络，像现在采访，用电话或手机通讯或视像等都可以做到。”他轻松地说。
李秀恒说，表面上，他做钟表和地产生意，甚至担任公职，跟野外摄影风马牛不相及，但不同的东西是可以互通互融的──你做公益，会了解到社会有什么需要，“比如我在内地做省政协或全国政协，向政府反映意见，提出我们外商面对什么问题，促成内销市场的开放；再比如现在美国抵制我们，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处理呢？这是为公？还是为私呢？对自己的公司有帮助，但对国家也有帮助。”
“你如果不开放市场，外面的资金进不来，国家如何发展呢？无商不富嘛。所以，很多事情是有关连的。再说回摄影，你现在日常有很好的生活，如果构思得好，你想有一个记录，比如我今天去了哪家餐厅，吃了什么好吃的或特别的，遇见了什么人，我想有个记录，就拍下来。交给秘书，他日我想再去，就找出来，指着照片。这是一个记录。”
李秀恒一口气举了很多生活实例，脑子转得很快，让人看到一位成功人士如何善用时间和抓住时机：用有限的时间做无限的事。
但他承认，在外地拍摄的确有不少风险，比如在查干湖上拍摄，看到一个镜头，你有时要奋不顾身地跑过去，可能就差一秒钟，但冰上很滑，当然有跌倒的危险，所以，要在奋不顾身和注意安全之间衡量。如果太注意安全，就会错失很多好镜头。
另一种危险是各地的治安。他去孟加拉拍摄时，真的有持枪者来到身边。无论是在内地，或其他国家，当你摆出一副专业相机准备拍摄时，往往引起当地人的注意，有人会阻挠，尤其警察。有些地方对《国家地理》友好，但有些地方不喜欢媒体记者，对出版更敏感。
所以，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用适当的身份去跟人打交道，跟对方沟通。“我之所以跟《国家地理》合作，主要是国际化，这也配合国家的政策。不过，今年打算出版《带路》下集时，有人建议不要用‘带路’这个题目，指有政治敏感，但我坚持。”
专业摄影：在纪实性中追求美感
既然存在这么多风险，自己又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何必去冒这种风险？“就是追求一张完美的照片囉──”他答得爽快，想了一下又说：“就是这呀。”
“你算是一位专业摄影师吗？”笔者追问。
“我是一位超专业的摄影师。”不假思索，自信中有点得意：“因为摄影师有时……比如记者吧，他是为职业而做，只要交来的相片清晰，就够了。至于角度好不好，旁边有什么人，相片的构图如何，记者不会这么想，那只是纪实性的新闻照片。但也有一些摄影发烧友、一些龙友 (沙龙摄影爱好者) 可能拍一个大特写，把女孩的眼睛拍得很大，很有气氛，但是在哪里拍的？不知道。没有纪实性嘛。”
而他要在纪实性中有角度，有构思，或在角度中有对事件的记录，因为照片会讲故事，“我是在追求这些的同时，又要有美感，有些沙龙感。《节日》和《天空》都是这类风格。”
2020年11月那场《天空交响曲》音乐会，舞台背景的照片就呈现这种美感，很震撼！那是他去了十多次非洲的观察、拍摄所得，最初是去旅行，因为当地以野外旅游著称，不但地貌独特，生态更难见，像动物觅食，动物大迁徙，马儿奔跑，雀鸟群飞，老虎、狮子随时出没……但真正坐直升机拍摄仅此一次，大约花了一周时间，当然之前做了很多资料搜集工作，包括了解当地气候、小红鹤们的生活习惯、地上动物出现的时间，以及跟飞机师合作等。
在空中摇摆，家人可担心安全？他说，不会告诉家人。之后知道时，已安全回来了。“其实，我最担心的倒是不小心架撑掉下去了。”
这是李秀恒组织的第二次跨界艺术活动。首次是2018年《带路》出版之后，在君悦酒店举行一个小型音乐会，跟华夏民乐团合作，以民乐演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名曲，并在一个大荧幕上放映沿途拍摄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致，“选用民乐，一方面有种特别的味道，另方面象征中国人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他解释道。
同年，他更将部分照片用日本美术纸打印出来，配以他用钢笔书写的相关文字，装裱上画框，跟苏富比合作，举行了一次慈善展览兼拍卖会：摄影加钢笔书法，营造另一种艺术观感。
一段“带路”活动，一场“天空交响曲”音乐会，一连串的“节日”狂欢，不但令生活在石屎森林中的香港都市人领略到遥远土地上的旖旎风光、原野魅力、宗教文化，也把商人李秀恒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展现在大众面前：摄影家成为他身上另一张闪亮的名片，继政商名人、学者、收藏家之后，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的李秀恒今日多了另一个更活跃的身份：香港文艺界最大团体──香港文联执行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