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剧作家何冀平：“沧桑”过后，她把伤疤变成光

吕书练

何冀平几年前接受《北京青年报》访问，谈到编剧地位时，她深有感触地说，“在介绍我的很多文章里都这样说：她的作品比她的名字出名……”此话不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像不少文学青年，笔者深度关注当时艺术流派涌现、风格百花齐放的内地文坛动态，“北京人艺”(全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这股风潮中无法忽视的名字。当时的它演出多部具争议性的实验剧，却同时有多出可堪玩味的经典风格剧作，《天下第一楼》就是那个时期冒起的名字。话剧舞台很遥远，感觉却很亲近。

但“认识”这部久闻其名的剧作的作者何冀平却是十年后的香港。一出《德龄与慈禧》，演得“街知巷闻”，笔者也先后看了两遍，似曾相似的“何冀平”三个字印在脑中，还记住了香港话剧团两任艺术总监兼导演杨世彭、毛俊辉，以及主演黄慧慈和卢燕这些名字。

后来，陆陆续续听说《德龄与慈禧》重演，到内地巡演，再改编成京剧和粤剧，等等，编剧何冀平则风尘仆仆地奔走于两岸三地舞台和影视拍摄现场，笔耕不缀，获奖无数。

直到最近，随着她35年前创作的《天下第一楼》获“娘家”香港话剧团搬上本地粤语舞台，久违了的何冀平再成媒体焦点。本月上旬，这出被视为跟曹禺的《雷雨》(1934年首演)、老舍的《茶馆》(1956年首演)并列为“人艺三大经典”话剧，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连演11场，好评如潮。令从排练到演出都忐忑不安的何冀平放下心头大石，因为在疫情再度恶化下，他们担心万一有人中招……

一剧成名  从北京到香港

《天下第一楼》是何冀平的成名作，1988年6月在北京首演，轰动一时，仅北京市就演了150场！被誉为“当代现实主义剧作精品”。之后几年，北京人艺应邀到海外演出该剧，包括欧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们的香港和台湾。知名导演高志森创办的春天实验剧团也曾于2000年中搬上香港粤语舞台。

首演至今，中外演出超过600场，破了《茶馆》500多场的纪录，北京人艺也总共排演了四个版本；2004年更被拍成同名电视剧，何冀平参与编剧，导演夏钢正是当年执导同名话剧的著名导演夏淳的儿子。据说，夏钢把《天下第一楼》搬上荧幕，是为了圆老父的一个遗愿。

如此火红兼耐看，这是一出怎样的戏呢？

名噪京师的烤鸭老店“福聚德”创于清同治年间。传至民国初年（1917年夏），掌柜唐德源因年迈多病已退居幕后，店务依靠二掌柜王子西协助两位少东惨澹经营。怎奈两位少爷与鸭子无缘，一个迷戏玩票，一个崇尚武林，闹得店舖入不敷出，老掌柜不得不聘请外人卢孟实来打理店务。

精明能干的卢孟实临危受命，却处变不惊，几年间将福聚德搞得有声有色，扭亏为盈，更开了分店，却树大招风。两位少东不忿其功高盖主，诸多刁难，剧情也就此展开，最后以劳苦功高却壮志未酬的卢孟实离去作结。

乍看讲的是小人物故事，剧情围绕一间食店权争，却能以小见大──事件背景适逢“张勋复辟”，有些剧中人还留着辫子，进出烤鸭店者还有一些满清宗室遗老和遗民。通过进出食店的各色人马及其对话、背后关系，尽见民初京城众生相，揭示出兵荒马乱时代的人间沧桑，同时带出了社会新旧交替之间的观念碰撞。

剧本以北京烤鸭名店全聚德为原型，为了创作这部戏，何冀平花了两年时间深入生活和搜集资料，包括在全聚德烤鸭班体验三个月，她甚至报读一个烹饪课程，取得二级厨师证。所以，我们今日在舞台上看到一个个形象鲜明、语言生动的人物及其举手投足间的神韵，以及他们口中一道道犹如唱出来般顺口的京味佳馔，就是青年何冀平在烤炉边跟师傅们一点一点学来，并以文字呈现。

以二少爷唐茂盛出场为例──后院突然“咚”的一声，把在场各人吓了一跳，当时的二掌柜王子西接着说：“这位更邪，有门不走，跳墙。”一身武侠装扮的唐茂盛再来一次轻功，跳到茶几上。

“但他跳的声音很重，说明他的轻功没练好，还提到师父用筷子夹苍蝇等，人物特征就出来了。”何冀平解释说，角色设定和塑造很重要，不仅仅是话剧，写电影剧本亦然，这是基本功。

她并透露，剧本的文字基础、台词35年前都已敲定，首演至今，各个版本的舞台演出都“一字不改”，“而且，也不准导演改，北京话有很多‘地、啊、嘛、呀’语气词，都不准加，要求照着剧本一字一字地唸，因为台词是有韵律的，加上去就变得囉嗦了。”她进一步阐释。

不过，此次香港话剧团版本由于是用粤语演出，她作了一些变通，包括唯一的女角──玉雏儿，用粤语读有点饶口，改名为洛英。但台词的原意没变。

原来北京人艺在北京演出时是没有字幕的，只有出国献艺才配上，因为人艺演员是用正宗京味儿演出，地道传神，他们对自己的角色拿捏和观众鋻赏力都有信心。

然而，专业演员可以演得地地道道，但哪怕是住在北京的非北京人观众恐怕也难听得明白。何冀平承认，就编剧而言，无论哪个版本，她都倾向附上中英文字幕，因为当中有很多地道的京味儿语言、厨房用语和各行业的专有名词。

不过，时至今日，由于是由人物带出来的，很多人也看懂了。从香港演出的现场反应看来，何冀平在坚持和变通中取得了平衡。

陕北知青  为乡亲们写戏

据说，戏剧大家兼时任北京人艺院长曹禺看了剧本之后拍案叫好，惊讶三十出头的女编剧，怎么能写出这么成熟的剧本，尤其最后的对联：“好一座危楼  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  时宜明月时宜风”，他极为赞赏。并发出疑问：“这么年轻，哪来这么沧桑！”

原来，“沧桑”早在六岁就开始。何冀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生于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僚家庭，幼年曾随父母在香港度过，后跟外婆在北京读小学。当时的北京在热火冲天搞建设，由于修建人民大会堂，她的家从天安门西侧一个讲究的四合院搬到偏远的龙谭湖，她进了附近一间平民子弟学校读一年级。

这样的家庭背景，加上外婆总把她打扮得整洁、斯文的样子，那些平民孩子们看不惯她。没人跟她玩，还在背后议论和攻击她，“‘文化大革命’在我这里提前开始了。”她说，“很孤独，也很可怜的，只好留在家中看书。”

看了很多书，很杂。有一天，发现家中书架上有一排一模一样的书，浅黄色的封皮，金紫色的字，便拿来看看。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也许是戏剧的老祖宗被我这个六岁的孩子打动，多年后，真让我走上这条路。”何冀平在一篇《我怎么会写起戏来》的文章中写道。

孤独中阅读，充实了她的精神生活。结果，小学毕业时，何冀平以语文和数学双满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那是一所众多高干子女入读的名校。但是，缺乏童趣和伙伴的童年在她心中刻下了“沧桑”烙印，“影响我一生。”她爽快地说。这似乎为她日后的创作生涯埋下伏笔。

1969年，“文化大革命”闹得正热，17岁的何冀平没课可上，被迫上山下乡，来到陕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想不到，早年博览群书的经验和写作天分在这个广阔天地发挥了作用，她成为知青文艺宣传队一员，写起戏来，城里来的“京娃们”为当地老乡们表演。

“这个差事的好处是，一来可以解闷，还可以暂时不用做粗重活，我那时很瘦小，完全是娇娇女般被养大的，干不动粗活。”她忆述。

而且，远离烦躁的城市，也远离了是非。在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没有人知道她的家庭背景，令她觉得挣脱了一切枷锁。何冀平就专心为纯朴的村民写戏，在煤油灯下写，乡亲们看着她的戏笑，她则看着她们笑。这段日子生活艰苦，却快乐，因为苦苦追索的人生价值得到体现。

由于会写剧本，且由陕北演到北京，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两年多后，她被调回北京当工人。在工厂，她继续写戏，跟几个业余作者合作写了一出话剧，想不到竟由北京人艺的蓝天野当导演，并由他们的团员演出。后来才知，此乃时任北京人艺常务副院长赵起阳派来的。

自此，这个还梳着两条辫子的娇小女子受到关注，在她发表剧本《淬火之歌》后，赵起扬邀请她去人艺工作。时值内地文革后首届全国统考，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也第一次招生，为了圆大学之梦，她报考了。考得不算出色，所幸主考老师看重实践，当时，她已有三个剧本演出发表。她成为5000考生中的45个幸运儿。自然，她放弃了人艺的机会。

专业受训  走进北京人艺

在校期间，她曾到香港探亲，为五光十色的都市景象着迷，努力地观察和吸收，返校后将所见所闻写了一个简单的剧本构思，拿着它首次走进北京人艺大楼，岂料在坐个个是戏剧界巨头，吓得手脚颤抖。但她很快进入自己编创的戏剧世界，她讲得动情，他们也听得动情。这就是后来的《好运大厦》雏型。

大学毕业前夕，年逾六旬的赵起阳心中还掂念着小才女，特意从文化部要了一个名额，点名要她。自此，何冀平轻易地跨进这扇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艺术殿堂大门，跻身于名流满满的大楼中，成为剧本组编剧。

北京人艺不是国家级单位，却以作品出名，而且网罗多位著名剧作家，包括曹禺、老舍、田汉等。四位剧本组组长也来头不小，焦菊隐、赵起阳、于是之、英若诚，皆赫赫有名，剧院相当重视剧作家。何冀平当时的组长是表演出身的于是之，他也是她的伯乐。

“他的学问太大了，大家都很敬佩他。除了是出色的演员，文化思维、待人处事都是顶级的。”今日何冀平如此评介，“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他自己写文章，写剧本，钻研艺术，他完全知道知识分子要什么，最主要是尊重！如果给我钱，却没获得尊重，我宁可不要。他就给了我们尊重。这两个字，说起来很容易，却不容易做到。”

何冀平透露，于是之曾获提拔到国家文化部当副部长，但他不愿意去，后来担任过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薰陶下，何冀平的想像力和才华得到充分发挥。

她在北京人艺的第一部编剧作品就是前文提到的《好运大厦》，1984年上演；1987年，她开始写作《天下第一楼》，期间，就文本文字，请教于于是之。虽然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透露，自己曾发出“这个题材和她的距离很远，一个女孩儿家能写出什么来”的疑问，但是，“于老师从来没泼过冷水。”

1988年6月，《天下第一楼》终于上演，轰动京城。何冀平的名字在剧坛冒起。她不但是当时人艺最年轻的编剧，也是有史以来首位驻团女编剧。然而，一年后，人气正旺的何冀平却要离开这间工作了七年的剧院，因为丈夫程治平是香港人，她要跟家人团聚。

当时，很多人惋惜，更为她担心：一个作家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土壤和语言环境，还会有创作激情吗？作品还会有生命力吗？她自己心中也掠过一丝思虑。

移居香港  从电影圈做起

这时的香港跟她首次来探亲的香港已很不同，那时，文革刚结束，内地百业待兴，对年轻的她来说，香港是一个完全陌生却很新奇的世界；十年后，两地民情民风都有了明显变化，她自己的变化更大，从一位大学二年级女学生到名声鹊起的青年剧作家。不过，这个身份和名气令她到港后，轻易地从事回本行：编剧。

不过，不是在舞台上，而是更广阔的电影圈，一待八年。从一个国家体制内的知名剧院，到犹如大染缸般的香港娱乐圈，是两个不同的制度和工作环境，至少在内地，没有市场压力，创作时间充裕，工作自由度也大。

何冀平承认，是很不同，像她为徐克监制的《新龙门客栈》编剧，时间就非常仓促。1991年，北京人艺到香港演出《天下第一楼》。据说，徐克看了演出后，忙着找两样东西，一是北京烤鸭，一是编剧何冀平。

徐克拿着两张纸的大纲，约她见面，开口就问：你对武侠可感兴趣？面对盛情殷切的名导，她不能说不感兴趣，也不能说不会写。之后，匆忙买本介绍武侠的书恶补，很快就领悟到了。

当时，她还在另一家电影公司任职。就利用工余时间，到位于九龙塘的徐克工作室开工。徐克平时说话不多，但一开口说剧本就眉飞色舞，语速极快。当时，她来香港不到两年，广东话还不是很灵光，就用录音机录下，回家慢慢听，不懂就请先生翻译。

大约一个月，就写出了第一稿，由于对武侠戏没概念，她居然把青山水绿的惯性场景写成大漠风沙的西北边陲，并取名《塞外野店》。徐克没异议，继续下去。几经推敲、易稿，边拍边改，前后花了八个月，电影最后取名《新龙门客栈》，国、粤语两个版本在港台两地上演。北京来的编剧才女和当时得令的才子导演一拍即合。

何冀平很快发现，香港的运作完全商业化，她也很快适应，完全没有感到不舒服或产生过对抗情绪。“因为我的作品本身也有商业成份，否则不会演500多场，若不好看，观众不会进场。”她说。

自此，其他的剧本写作邀约陆续来。同年，她参与台湾播出的神话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编剧，试过一天写一集剧本的纪录，该剧由赵雅芝、叶童等主演；1994年，担任古装剧《西楚霸王》编剧；1996年，担任近代剧《香港的故事》编剧……几年间，何冀平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编剧，有时，手上同时有三个剧本在写。

重归舞台  奠定剧坛地位

1997年，获香港话剧团邀请，何冀平成为驻团编剧，重归舞台。首部作品是《德龄与慈禧》，该剧由时任话剧团艺术总监杨世彭执导，剧本后来被收录入香港中学中文课程。1998年在香港首演时，轰动戏剧界，两度走入剧院观看的笔者也甚感清新。

何冀平在剧中“颠覆”了慈禧的形象，让人看到跟以往很不一样的慈禧太后。而且，连被人视为“无用的、抽鸦片的皇帝”光绪也变成“能听说英文，会为自己解围”的男子汉。当然，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认识了德龄这位在中国出生、在外国长大的晚清外交官之女，她的活泼开朗兼西式作风为日落西山的清室注入一股清新之气。

该剧在翌年香港剧协主办的年度舞台剧奖颁奖礼中，囊括了“最佳整体演出”、“最佳剧本”、“最佳导演”、“最佳服装设计”及“十大最受欢迎制作”等五项大奖。之后多次重演，汪明荃曾将之改编成粤剧演出。此剧也奠定了何冀平在香港剧坛的地位。

又一个十年，从北京到香港，从《天下第一楼》到《德龄与慈禧》，故事都跟清朝有关，但何冀平并不喜欢清朝，她也没否定史书对慈禧的形象定位，只是赋予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女人一点生命力，令其形象立体化人性化一些。

翌年，她创作了《开市大吉》，该剧是香港话剧团为纪念老舍诞辰一百周年，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接着，《烟雨红船》(2000年)、《明月何曾是两乡》(2001年) 、《还魂香》(2002年，后曾改名为《梨花梦》)陆续上演。其中，《烟雨红船》属英皇娱乐集团制作，由陈宝珠、梁家辉、刘嘉玲等连袂主演，在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连续演出64场。

2003年，“沙士”病毒肆虐香港，人心惶惶，民情低落，特区政府为了激励民众士气，特别促使当时政府资助的三大演艺团体──香港话剧团、香港舞蹈团和香港民乐团联手演出大型音乐剧《酸酸甜甜香港地》，也由何冀平担任编剧。那几年，她每年一个大剧本，出出引起关注，在舆论界，“何冀平回归(舞台)”演变为“何冀平现象”……

“现象”之后，何冀平再回大银幕，作品继续在两岸三地上映，《投名状》、《龙门飞甲》、《明月几时有》、《邪不压正》、《决胜时刻》……部部铿锵有力，都是大题材的男人戏。期间也创作了电视剧《牛郎织女》和话剧《甲子园》。

注重细节  把领袖平民化

综观何冀平的创作，题材大多比较久远，从话剧《天下第一楼》、《德龄与慈禧》、《还魂香》到电影《新龙门客栈》、《投名状》等，却很少触及现代题材和当代议题。

她马上纠正：“有啊，我前些时候才写完一个京剧剧本《风华正茂》，讲青年毛泽东的；之前的电影《决胜时剧》，讲1949年前后的毛泽东。”

在今年9月的第十三届中国文艺节上，国家京剧院上演了一部现代京剧《风华正茂》，正是何冀平操刀。这是为了庆祝中国执政党建党百年的主旋律作品，已在香港生活多年的国民党后代能写出怎样的剧本？似乎从体裁到题材都要突破？

“不完全是。”她说。戏曲剧本创作最大的难度是要写唱词，因为有曲牌、板式，遣辞用句都很讲究，这都是专业。原来早在2001年，《德龄与慈禧》在内地演出成功后，国家京剧院就邀请她合作，将之改编为京剧《曙色紫禁城》。有了前面的戏曲创作经验，到了《风华正茂》就顺利多了。

2021年9月21日，《风华正茂》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首演，以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及其身边战友的早年岁月为主线，予人耳目一新，是毛泽东形象首登京剧舞台。首演后，被评为“找回京剧的青春感”，毛泽东饰演者李博更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表演奖。

虽然是一部主旋律作品，风格却“非常何冀平”，同样以人为本，以人物的小故事呈现大历史，透过细节描述突出人的性格。在第三场，有这样一段母子对话──

毛问：娘啊，儿子是在为家做事情啊。娘知道这个家有多大吗？娘答：“门前三分地，板房四五间。”大些？“一个韶山冲。”再大些？“整个大湖南。”还要大……娘怔住了，毛泽东接过话：“是整个天下。”

青年毛泽东的远大志向就酝酿在这个小小的家中。

这不是何冀平第一次写“主旋律剧本”，2003年的《酸酸甜甜香港地》是首次尝试；也非第一次写“伟大领袖”，2019年，有一部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决胜时刻》，就是她编剧。该片英文名叫《MAO ZEDONG  1949》，由十年前拍摄《建国大业》的著名导演黄建新掌镜。顾名思义，这是一部从时间点到题材都相近的历史大片。

根据饰演周恩来的刘劲在电影发布会上透露，他在数十部影视作品中演过周恩来，尤其拍过《建国大业》，同样讲1949年开国故事，这新片该怎么拍呀？黄建新说：“你等着吧，一定会有惊喜的。”

后来，刘劲接过剧本一看，“真的是很大的惊喜”，这个戏很侧重讲领袖的情怀和情感，“关于国共合作这一块，何冀平老师写得非常棒。”他说，自己以前演过有关片段，讲的都是谈判桌上的事，但这部戏写到周恩来和张治中的个人情感，提及周和张当年在黄埔军校是同事和朋友。国共两次握手，两次和谈，而这一次是“国共三大战役”之后，周和张各有其主，亦敌亦友，谈判桌上寸步不让，据理力争。但谈判桌下，周恩来以情感人，“真的要感谢何老师，您写了一个有原则、有立场，又有真情实感的性情周恩来……”

主旋律加上火药味般的片名，很自然令人联想到唇枪舌战、炮声隆隆的场面，这当然有，但更多是描写这些战场上指挥若定的领袖们另一面，尤其是主角毛泽东，编剧特别安排了他作为父亲跟两位子女──长子毛岸英和最小的女儿李讷的相处时刻，还有跟几位年轻人包括警卫员、播音员和一位16岁小兵等交往的细节描写，让人看到以往主旋律电影鲜见的领袖温情而平凡的一面。

这是何冀平最拿手的编剧诀窍：在宏大主题中见生活细节，令人看到一个更接地气、更有人情味的毛泽东，将神化了的领袖还原为在地化的父亲、长辈。这样人性化处理，令这部电影上映时，豆瓣电影评分榜一度高达9.3，“正是观众觉得剧本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作为人的感觉。因为我写了他们的情感。”

以小见大  话剧剧本最难

何冀平认为，创作的关键不在题材，而是你在题材中发现了什么。“我刚为上海小百花越剧团写完了900多年前的苏东坡，这是众所周知的人物，重要的是切入点，从中找出新意，这就是作家的风格和本事，也是触觉。”

她说，生活背景和周围环境会影响创作，也会影响对事件的判断。以《德龄与慈禧》为例，如果当时还在大陆生活，笔下的慈禧可能未必是这样。“慈禧是我自小就知道的人物，但在香港生活了八年，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意识形态都会进入脑中，难免影响我对历史及其人物的看法。”她觉得，也不是局不局限的问题，而是一个作家，在那种环境中，会不由自主地受到那种环境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可能就把她写成一个很威风的样子。

如何发现这些细节呢？“不是发现的问题，而是我的创作本色。”何冀平强调，“《天下第一楼》也是我的本色，怎么写，是剧作家的本色体现，我也可以把它写成一段发家史之类的。但我看重的是人，着重刻划人的本色，跟家庭教育、成长背景都有关系。所以说，在香港的生活，对我的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

跟天资有关吗？“有点关系，但不完全。每年从大学编剧系毕业的学生很多，但能脱颖而出的很少。作家、科学家，乃至厨房的厨师亦然，有几个是冒尖的？需要天分，加上后来的受训，还有机遇。”

自1988年成名以来，甚至追溯至更早期的知青年代，何冀平的艺术之路似乎比较顺利，如今，作为金牌编剧，她的创作已跨越了五个界别──从话剧，到电影、电视，到音乐剧和戏曲(包括京剧和越剧)。 除了个人才华和努力，机遇也很重要，尤其是遇到的人。

这一点，何冀平承认，自己在事业发展上算是幸运的，从一开始，剧本就是在最顶尖的艺团演出，在最好的平台呈现，“我的电影剧本，也是由最出色的导演来拍，从徐克、姜文、陈可辛、许鞍华等。我的话剧是北京人艺、香港话剧团；我的戏曲剧本是国家京剧院，而将会上演的越剧《苏东坡》也是著名的浙江小百花……连演员也是顶尖的。”

她说，写剧本和写小说不同，后者写完发表或出版了，作家的责任就完成了。但剧本完稿之后，只能算是一半，还需要在导演、演员方面的配合和呈现，才能算完成。如果没有好的剧团来呈现，剧本的创意没得到充分而完整地体现，是不算成功的。

“既然这样，您有没有想过写小说呢？有不少作家是先写小说，成名了，被人改编成影视作品，再自己参与甚或亲自编剧，比如王朔、严歌苓等。”我问。

何冀平说，自己从一出道就写剧本，并享受这种表达形式，从没想过要写小说。而且，“写小说是书本对书本，剧本则需要在剧场呈现，是人对人，有互动，我要考虑一些对白是否适合演员唸出来，有些场景在舞台上能否呈现。每次创作，对我来说，都是一场战争。写小说可以天马行空，电影电视也可以，但话剧有它的限制。”

她明白，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因为你用文字写了，他还要用镜头去拍摄，所以在影视界，编剧不受关注；但在舞台剧，编剧却比较重要。“为什么老舍、曹禺这么出名呢？因为话剧这种艺术形式对编剧的要求高。像高尔基说，话剧是文学形式中最难的……”

然而，35年前，何冀平就把“最难的”写好了，《天下第一楼》虽然比编剧的名字响亮得多，但连番的重演，令她感觉“人走茶未凉，人去楼未空”。今日，六岁的“沧桑”留下的伤疤，已经化为路途中、舞台上的一束束光线，照耀着她，也照耀着她的剧作，从北京到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