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舘舘長潘耀明：我們的跋涉

潘耀明

文學就像所代表的社會一樣，具有不同的年齡：沸騰的童年是歌行；史詩是茁壯的青年；戲劇與小說是強大的成年。──巴爾扎克：《巴爾扎克論文選》

2004年杪，應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的邀請，主講「香港出版與香港文學的出路」。講座設在該校邵逸夫堂，出席的師生凡一千三百人。

一個很嚴肅的、關於文學出路的講座，竟然有這麼多人參加，令我大感意外之餘，也有點「枯木逢春」的喜悅。

誰說香港文學會死亡？當年讀化工出身的前聯合書院院長馮國培教授向我透露，聯合書院在通識教育中，對於文學藝術這一環是相當重視的。

言談中，我們還談到曾在聯合書院執教鞭的陳之藩教授。雖然陳教授是科學家，但多年來文學創作不輟。他早年出版的、寓人生哲理於美文的《旅美小簡》，更是洛陽紙貴。

2004年11月，時任中國文化部部長孫家正來港考察，與香港文藝界有一次聚會。在座談中，我提到當局對香港文學的贊助和對文學的扶掖，相對其他表演藝術如音樂、戲劇、舞蹈的資助，是微不足道的。

我特別提到，香港作家聯會曾向特區政府提交建立「香港文學舘」的倡議書，特區政府有關部門一直沒有回應。孫部長為此特別作出回應，指出文學才是原創性的，如果戲劇、電影沒有好的劇本和好的作品，再好的導演和演員也沒用，作為一個有眼界、負責任的政府，對文學應予重視。(大意)

香港的大儒錢穆先生曾說道：「……中國宋以下的民間藝術，只是文學、美術、詩、文、字、畫，一切文化生活向平民日常人生方面之再普及與再深入，因此民間工藝常與詩、文、字、畫有其顯著的聯繫。因此一隻盛飯的瓷碗，他可以寫上一首膾炙人口的風雅的唐詩，或是一幅山水人物畫，多半則是詩、畫皆全。一幅臥床的錦被，也可以繡上幾處栩栩欲活的花、草、蟲、魚，或再題上幾句寄託遙深的詩句。總之，中國宋以下的民間工藝是完全美術化了，平民社會的日常人生是完全沉浸在詩、文、字、畫的境界中了。」

在此之前，香港作家聯會率先發起聯署的、由三十多位文化界代表共同倡議在西九文化區籌建「香港文學舘」。

2018年，我作為幾個文學社團的召集人，給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唐英年主席寫了一封信，並附《在西九文化區設立香港文學館藏的倡議書》。我在致唐英年的信，歷述建立「香港文學舘」的迫切性，並指出：文學館藏當然包括了廣為收藏的作家手跡、研究資料、整理香港各個時期的文學成果，但在我們看來，這只是其中一個功能。文學館藏還有研究、展示、教育、推廣、保護等功能。

文學館藏不僅是文化人聚腳的地方，還是普羅大眾接受文學教育與人文之美薰陶的地方，可以讓更多的人認識香港文學的過去、現在及未來，和與中華文化不可割裂的關係，並透過文學推廣香港的文化，了解香港的社會嬗變及歷史經驗，感受這個都市的獨特創意與文化品牌。

我們始終相信，香港文學館藏的建立，有利於促進中國的優秀文學傳統及與西方文學的交流。香港具有自由的創作空間，而且有中西文化交匯的區域優勢，實在應該充分利用此有利條件，促進中國文學包括香港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流與接軌。香港具備條件邀請國際著名文學家來港駐足創作、文學交流，更有利於舉辦有國際影響意義的世界性文學活動，同時有助於香港奠定區內華文文學交流中心的地位。

唐主席在回信中，顧左右而言地竟然覺得在西九文化區沒有必要建立「香港文學舘」，並予以否決了。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唐主席曾稱，香港西九文化區要與法國巴黎龐比度中心看齊，龐比度中心內便設有文學館。

可見眼下事功世界，凡是急功近利者皆趨之若騖，默默耕耘的德育良心事業，則敬謝不敏，令人嗟歎！

已故香港文史學家司馬長風先生曾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政府支持文學，作家的待遇較佳，又有官方作宣傳，作品受到重視；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文學多由資本家支持，比方說，日本的資本家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香港(資本家)的就未免太落伍，太缺乏遠見了。」

香港政府固然缺乏遠見，躋身世界巨富之列的不少香港資本家，對香港文學一直是漠視的。如較早對興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投標的幾個香港財團，在建議書內對文藝館建設方面，只提到文物館、戲劇、音樂、舞蹈、繪畫，對於原創性文學竟然不聞不問，令人感慨繫之。

香港財團漠視香港文學的原因，大抵正如劉紹銘教授所說的，香港文學是弱勢文化。文學如果作為商品價值來衡量，是微乎其微的，在香港更是等而下之，難怪都不能入當官的和從商的法眼。

朱自清曾說過，「經典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文化是比實用更深的東西，然而文化中的文學，更是一個『民族思想的文字表現』。」所以有眼光的政治家和有所作為的企業家，對文學都是重視的，如歐洲國家中法國、瑞典等政府對文學的重視，如發明家諾貝爾所設的諾貝爾文學獎。

香港當政的官員如果沒有遠大的眼光，充其量只是一個政客，而不是政治家；做大生意的人如果不願回饋社會、弘揚文化，嚴格來說不是一個企業家，而只是一個急功近利的、徵逐銅臭的生意人。

香港是一個典型的商業城市，商業很發達，與巴黎、倫敦、紐約、東京、北京、上海等國際城市不遑多讓，但後者不僅僅是商業城市，還是文化都會。巴黎、倫敦都是文藝薈萃的地方；紐約百老匯有最好的歌劇，也是當代藝術思潮產生的地方；東京的文化人包括作家的社會地位是十分崇高的；北京、上海的人文氣息是很濃厚的！

至於北京宏偉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則是巴金先生極力呼籲下建成的。巴金指出：「近兩年我經常想一件事：創辦一所現代文學資料館。甚至在夢裡我也幾次站在文學館的門前，看見人們有說有笑地進進出出。醒來時我還把夢境當作現實。一個人在床上微笑。」(見《真話集·現代文學資料館》)那是巴金1979年夏天寫的。在這之前，巴金出國三次，看到彼埠設立有文學館，發現彼邦人關心中國文學，「多數讀者想通過中國現代文學館認識我們的國家，了解中國人的心靈。」

巴金出訪歐洲後，深感文學館對中國的重要性，返國後開始呼籲建立現代文學資料館。巴金登高一呼，八方響應，政府於1985年順應民意，成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箇中歷經六年時間，他老人家的夢境成真，可以含笑而終。

相反，在這方面，香港是蒼白的、貧血的。

目下，許多城市的當政者都知道文化是都會的靈魂，而文學更是靈魂中的靈魂。高瞻遠矚的政治家都深諳這個道理，所以他們對文學都大力提倡和支持。

三國時期的曹丕不光是國君，也是一位文學家，他指出：「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誠然，人的業績包括功勳，將連同軀體同歸於盡，只有用文字把智慧表達出來，才能永世長存。

現代美學家朱光潛曾寫道：「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藝術。就其為藝術而言，它與音樂圖畫雕刻及一切號稱藝術的製作有共同性：作者對於人生世相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觀感，而這種觀感都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表現；這觀感與表現即內容與形式，必須打成一片，融合無間，成為一種有生命的和諧的整體，能使觀者由玩索而生欣喜。達到這種境界，作品才算是『美』。美是文學與其他藝術所必具的特質。」

他又指出：「因為這個緣故，文學是一般人接近藝術的一條最直截簡便的路；也因為這個緣故，文學是一種與人生最密切相關的藝術。」

走筆至此，譜寫《神鵰俠侶交響曲》台灣作曲家黃輔棠兄傳來一封信，他表示支持香港我們建立「香港文學舘」的呼籲。此外，他還傳來《文訊》總編封德屏最近寫給他的信，內容是台灣正在籌建台北文學館。

與此同時，我也收到封總編來信：

去年，偶遇一位年少時因文學結緣、久未謀面的朋友，他關切我的近況，提及《文訊》長期的懸念及盼望，遂牽線柯文哲市長，竟促成《文訊》與文學界努力多年、已完全不抱希望的『台北文學館』成立的可能。

我們講了上面那許多話，只是希望香港的特首不只甘於當時下的政客，而是要做一個有遠見的政治家，把香港建成有文化底蘊的都會，重視包括文學的文化創作活動和建設，從而使香港晉身真正有文化、有靈魂的國際大都會，則香港幸甚、香港人幸甚。畢竟文學是千秋事業啊！

2022年4月，我們再向行政長官候選人李家超先生遞交《呼籲在西九文化區建立「香港文學舘」》，並且強調：文學是一個國家、城市的文化精神支柱和靈魂。作為國家新規劃之一：將香港打造對外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如果缺乏了文學這個重要元素，香港這棵文化之樹，將會是失血的、蒼白的。因為文學是原創的，戲劇、電影等等的表演藝術，基本上都是改編自文學著作，前者比香港文學獲得更多的資源（在西九也有自己的專館）。因此，給香港文學更大支持及提供更多資源，建立「香港文學舘」，刻不容緩！

為甚麼說建立「香港文學舘」是刻不容緩？最近接觸到不少研究香港文學的內地和海外學者，他們要深入全面了解香港文學，都遇到很辣手的問題，他們跑香港公共圖書館、大學圖書館，所獲得資料往往是零散、甚至殘缺不全的，不要說是完整的資料，簡單如要找一本舊文學雜誌的全本，也是戛戛乎其難。無他，香港欠缺一個有水準的文學館藏。

十九年前，由34位發起人倡議建立的「香港文學舘」，其中發起人包括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著名學者羅忼烈教授、何沛雄教授，著名作家劉以鬯、也斯、海辛、陶然、雙翼，著名兒童作家黃慶雲，詩人犁青、香港作家聯會創會人曾敏之、報人甘豐穗、教育家王齊樂等人已經先後去世。可見，這是一場悲壯的角力！

我們十九年孜孜以求的「香港文學舘」，終於獲得這一届特區政府的支持，並由馬會資助，得到落實，大可撫慰泉下的逝者。

畢竟目前選址在灣仔茂蘿街的「香港文學舘」面積只有二千呎左右，堪稱是世界各大城市中最迷你的文學舘，但我們希望通過這個小小平台，克盡職責，為蒐集、梳理、研究和傳播香港文學略盡綿力。

我曾寫道：「香港文學舘雖然塵埃落定，我們仍然要穿過咆哮的時空之海，左邊是洶湧澎湃的大海，右邊是拾級而上的山。我們跋涉在文學的山海之間，有登越的豪情，也有波浪擊石的宏志，那是威廉·布萊克詩的境界，也是人生壯遊的境界。」

(原刊《明報月刊》2023年9月號，《卷首語‧人生壯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