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香港是复兴与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扇最好的窗
吕书练
编者按：过去两年多，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很多文化艺术活动都被迫停止，庆幸的是，香港文化艺术界最大团体“香港文联”(全称：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 于2020年11月18日在各方期待中隆重成立；紧接着，“中国文联”旗下团体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在香港成立分会(下称“中国民协香港会员分会”)，并由香港城市大学前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兼荣休教授郑培凯出任首任会长。
郑教授不但是造诣深厚的历史学者，著作等身，在教研之余，还积极参与香港和内地的传统文化推动工作，并先后出任多项公职，包括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香港艺术发展局顾问、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顾问、港台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团结香港基金顾问等，郑教授在去年召开的“中国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理事。
作为中国民协香港会员分会首任会长，郑教授在专访中向我们介绍了该会的成立宗旨和工作目标，并分享个人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心得，以及对香港未来的文化发展和如何肩负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使命的观点。下面是访问内容：(文=香港文联网，郑=郑培凯)
文：首先祝贺您当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全国理事，并出任中国民协香港会员分会会长，可以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民协分会及其相关工作吗？
郑：是的。我以前也参加过中国民协的活动，但不是会员。因为当时没有隶属的省份分会，而香港分会是去年才成立，所以，去年才以香港分会代表出任全国理事。我过去是以城大中国文化中心教授兼主任（1998-2015）和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2017-2020年)这个身份参加的。
“民协”跟民俗的关系很密切，一些跟风俗习惯、艺术表演之类有关的活动和会议，我也常参加，主要去北京，还有各种考察。有一次重要的世界性考察活动大约在2016年，来自全球各地的代表考察我国的江南饮食文化，即以太湖为中心，从上海，到苏州、常州到南京这一带的传统江南区。那是很大的有关饮食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常州。
但2019年以后就不行了，社会暴力之后，又发生了疫情。还好，即使在疫情之中，香港文联成立了，接着中国民协香港会员分会也成立了。不过，中国民协历史悠久，早在1950年3月29日成立，但当时称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起改为现名。
文：这个会跟其他艺术团体有何不同？有什么特色呢？
郑：特色之一是将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归类在内。过去，全世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太了解，也没有任何相关国际机构。直到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着手筹备，真正成立是2005-2006年，因为它需要一个公约，要在世界上有超过50个国家签署以后，才能正式成立。
教科文组织过去只有针对物质性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比如我国的长城、故宫，以及西方一些重要遗址等。长期以来，没人想到有很多是口传心授的民间故事、表演艺术，比如日本的净琉璃文乐木偶剧、能乐、歌舞伎(Kabuki)，中国的昆曲、京剧、古琴、书法……这些都是历史悠久的技艺。
以前保护的遗产都是“有形和固定”的，但这些口传、演出类的却是动态而无形的，如果没有年轻一代去学习、承传，这些历史上有价值的技艺就遗失了，尤其在流行文化的冲击下。
昆曲成为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第一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9项，中国的昆曲列第一项，还有印度的梵剧、日本的能剧，其中一个是非洲摩洛哥一个传统马拉喀什市集─是当地超大型的公众日常聚会场所。当时提出19项人类口传与非物质文化传承杰作(masterpieces)时，还没有一个世界性公约，所有的人都感到很急迫，于是，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接着，又有中国的古琴、新疆维吾尔族木卡姆艺术、蒙古族长调民歌，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民间艺术与文化传承，至2009年第四批时，一下子列入很多项，包括中国的书法、粤剧、京剧……昆曲为什么最早列入呢？因为它的历史最悠久，起源于明朝中晚期，在嘉靖万厉年间发展起来，它的传承很清楚，资料也很清楚，有剧本，唱腔和表演的整个脚本。
但从清朝到民国，政府都没为这些民间艺术立项，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了文化部，并有一些官方支持的民间组织，比如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以及稍后成立的中国民协等，涵盖了民间文学、说唱，以及各种舞台表演艺术。所有这些来自民间、具表演性的东西都很难纳入作家协会或艺术家协会，所以就归类为民间艺术或民间文化，换言之，就是带点民间色彩和地方特色的东西。
因为这些在过去都是民间自发的，比较容易自生自灭，也没有很清晰的政府保护政策，联合国到大约上世纪末意识到这一点，开始讨论比较正式地保护全球的民间艺术和民间风俗，像我们的太平清醮、舞火龙、南音等，就属于民间风俗与艺术传承。
所以，香港地区也有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像长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游涌、大坑舞火龙，甚至凉茶、戏棚搭建技艺等，我们香港会员分会希望今后在这方面多做点工作。
文：只是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非遗项目”有限，如果放大到整个岭南文化，比如大湾区文化，中国民协香港会员分会会否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郑：但这涉及一个政治制度安排问题，以内地来说，以中央统筹的全国性组织，再有省级的，再到地区、县市级，而我们香港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在编制上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特区组织。
而且，正如你所说，都是岭南文化，但不止是狭义的广东省岭南文化，还有潮汕文化，它跟福建、台湾的文化传承关系密切，语言也接近，还有客家戏、歌仔戏等。岭南与东南沿海一带是一个大的区域，每个区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有些是互通的。但报上去时，各个区都有自己的坚持。偶尔可以合作申请，效果较好。粤剧之所以能列入“世界非遗名录”，是因为粤港澳三地合作申请。因为粤剧在三地都流传很广，三地联手，再用国家的名义，就成功入选。
有关世界非遗的申请，内地现在也用比较灵活的方式。比如现正申请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就包括扬州、南京、宁波到福州，厦门、潮州、海南岛、香港……需要跨区合作。
香港分会就按这个方向发展，在民间文学方面，比如蓬瀛仙馆中道家的一些仪式和它唱的东西也是。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工作，有很多东西要提倡，希望让一般老百姓觉得这些东西跟自己有关，他们才会重视。
像以往，无论是天后诞，还是太平清醮，很多人都去看，但由于对文化内涵的宣传不够，一般人只视之为观光项目，去玩一下。其实这些活动跟当地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太平清醮，大家都聚焦于抢包山，往往不去理解其中的民间信仰与辟邪消灾作用，都渊源自岭南文化风俗。这些活动提醒所有的人，我们生活在香港，是在岭南文化的主导下，再融合其他多元文化，发展出香港独特的生活形态。
港英政府有意淡化香港的岭南文化
很多人以为，英国人来了以后，香港文化才蓬勃起来。其实不是，英国殖民文化只是香港多元文化的一支。英国人带来的只是它的上层精英文化，当中有许多是近代西方文明精华，但香港整个文化的根基，还是跟华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涉及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
过去香港，英国政府为保护殖民管治顺利，有意淡化香港的岭南文化，贬低中国文化传统。回头看历史发展，直到民国，广州还是比香港繁荣的，但中国的历史发展造就了香港。中国需要一扇窗口，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作为拥有最多殖民地的国家，英国人很懂算计，对香港如何发展，它有一个全盘考虑。我们也发现，殖民政府从来不提倡本地人文化。
我研究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政府的政策，时值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新政府、北伐之前，即省港大罢工前后，牵扯到民间反帝国主义、反殖民的情绪。所以，英国政府非常紧张。
当时的一位新总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来港主持局面，与广州革命政府周旋，同时安抚香港华人。他在香港发表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是在香港大学，主题是儒家精神讲究“和”，让华人社会中的一些遗老或贤达觉得，殖民政府是支持发展中国文化的。鲁迅那时也来了香港，并发表演讲，批评香港唱的是老调子，维护的是腐朽的旧文化，而英国人正是支持这些在香港有地位的上层华人的旧传统。香港大学中文教学，也在金文泰的支持下开始。
不过，当时成立的中文学院，课程以四书五经为主，不是学术研究，主要是把中国语文列为教材，让那些遗老十分高兴。这是英国人很聪明的做法，笼络满清遗老，让上层精英保持传统，而中国正在进行革命。那是当时港英政府最怕的革命浪潮，因为威胁了港英的殖民管治。
所以我们发现，港英政府当时提倡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有其政治目的，因为新文化运动早期是反对孔孟之道的。
文：但我去年看《觉醒年代》，剧中陈独秀多次强调，他不是反对孔孟之道，而是反对孔孟中一些腐朽的东西……
郑：没错，他们都知道孔孟提倡的道德观有一些道理，但在现实社会的运用和影响上，孔孟之道强固了传统社会结构，造成封闭性的道德主义，束缚了人的思维，而新文化运动希望带来的是一个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社会，所以反对北洋政府当权派的措施。
今日一般人提到五四运动，就是争取科学和民主，反传统反保守，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抽象的儒家哲学观念是一回事，是学术思想与文化积淀，可以丰富文化传统，但是，变成封闭的社会管控与压迫的制度，过分强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独尊儒术变成政治专制，就是五四一代反传统的原因，反的不是哲学思想，反的是封闭的社会制度。这部电视剧的特色，为清末民初的文化人加多一点色彩，展示其中的复杂情况。剧中描述的历史大体上是客观的，而且相当不错。其中讲到林纾，林琴南，还有辜鸿铭，都比较立体。以前的论述，把这些人一股脑都标作反动的保守派，其实并不恰当。
所以，当历史离我们远一些，社会身份有所抽离，我们在表达政治观点时，就可以超脱一些。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当下环境，往往会有自己的利益和爱恶，有人情关系，经常看不清楚自身所处的历史地位。过了五六十年以后，再回头看，就不一样。我是学历史的，当我讨论文化传统时，不能只考虑当前的利益，要思考长远的历史意义，甚至要考虑百年之后，对文明的影响是什么。当然有人会说，那时我们都不在了，Who cares？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但要滋养新的绿洲
文：常听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跟北京、上海、台北等文化都市比较，香港的文化活动其实相当丰富，尤其是国际级演出团体常到来，本地也有各种各样的大小艺术团体，何以有此说呢？
郑：我不同意这说法。香港之所以被视为“文化沙漠”，主要涉及文化政策。因为我们的文化政策只注重赚钱，整个社会氛围也一样。你看香港年轻人对文化的态度，不会像上海、广州、北京、台北、新加坡等地的年轻人般，这跟香港的生活环境、生活指数有关，这是个经济压迫问题。而经济为什么会产生压迫呢？
我1998年移居香港，由于我在大学管教育规划，常跟教育局官员开会、接触，发现所有教育上的安排和目标，都是让孩子有职业，我没说这点错，因为大家都要吃饭。然而，作为政府，你的脑筋不应该只想到这一点。
我在城大创立中国文化中心，接触到很多到中心读书的年轻人，我们算是最早用中文电脑的机构，但很多学生却说，他们不会用Chinese computing (中文程式)，只会用英文。我说，好，用英文写也可以。但写来我一看，英文也很差嘛，根本表达不清楚，但这些学生很骄傲：“我系番书仔啊，我读番书。”但你的“番书”程度，怎么没能达到英国、美国或新加坡的英文程度呢？你骄傲什么呢？
当然，不是这些孩子的错，而是他们从小生活的社会环境；环境和氛围令他觉得，能混过去就好，有文凭就好。他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揾钱大晒！这就是整个文化发展问题，而这又跟文化政策有关，跟政府有关。
从大处来看，香港政府的基本政策是为了赚钱，这沿袭自港英年代的殖民目的。但即使到了回归以后，为防止香港出现政经动乱，特区政府的基本政策也是这样的。一百多年来，香港基本是个经济社会，市民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问题。这就使香港社会大致上是蔑视文化，轻视文化发展的。
在港英时代，香港的文化活动最主要是表演和体育，对文学，包括非遗项目，政府几乎不去碰。但以娱乐为主的影视歌流行文化的发展则很好，背后的动力是有赚钱的机遇。香港这么小的地方，其影视文化的发展和影响是巨大的，不但对台湾、东南亚，甚至对韩国、日本都有影响，而对中国大陆的冲击就更大。
但影视文化涉及资金和市场问题，自由的环境令创意得到最大的发挥，跟当时内地作品的革命主题格格不入，跟国民党的台湾在意识形态上也不一样。当时的台湾影视界也基本上是在政府的控制下运作的，比如中影公司，管得很紧。那时的文化政策强调“健康写实主义”，而同期大陆奉行的是“革命写实主义”。成品都要经过政府的审批，而香港电影不用经过审批这一环节，这就给香港创作人一个比较大的自由度。
现在问题是，当香港周边地区，如东南亚、东亚区和大陆逐渐开放市场之后，香港产品原先在这些地区的市场就慢慢被侵蚀了，竞争优势被削弱。所以，我一直说，香港在文化沙漠中有绿洲，但我们要扩大绿洲的范围，并滋养一些新的绿洲。
要用历史的眼光设想文化艺术的发展
我们是双语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多年，对西方很多东西耳熟能详，西方的新东西一出来，我们也很快就学会了，但西方人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并不太了解，并不知道我们五千年文化长河中，有很多灵思、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应该做的，是想想怎么吸收文化底蕴提供的灵思，如何重新创作，打造出有传统底蕴的新文化。
内地有一个说法，就是怎么“说好中国故事”。说“中国故事”，不只是一个宏观和巨大的叙事，不只是空讲“物大地博、源远流长”，而是如何讲好每一个具体的故事。比如香港故事，就是我们的父辈、祖辈的经验，有我们自己的感受，如何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而且，不止在内容发掘上，在形式上也要探索，至于如何发展，则是每一位艺术家需要投身的，否则，怎么叫做有独创性或原创性呢？我们过去对原创性（originality）的认知，是有偏差的，以为只要人家没做过，我们去做，就一定是原创。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起码要有文化底蕴为基础，能够超越现存的文化艺术基础，并超越其他文化，才有资格谈“原创性”，然后产生长远的影响。这就是我常讲的，文化有她的历史性，换言之，就是你要用历史的眼光去设想文化艺术的发展。
文：中央政府去年推出“十四五规划”时，把香港定位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您认为香港有能力扮演这个角色吗？我们有哪些优势？或还缺乏哪些东西？需要中央如何支持？
郑：我在文章中特别讲，香港整体上还是一个华人社会，有悠久的岭南文化底蕴，有1950年代南来文人和学者累积的一些东西，所以，香港是有一些文化小绿洲的，同时还有英国人留下的一些文化累积。我们在香港生活，对西方文化有兴趣，即使没兴趣也要接触，所以，我们在中西结合的可能性最大。上海的底蕴也很强，它有江南文化背景，还有周边一些古城，但它有政策上的一些限制，而香港有“一国两制”上的优势。
过去，香港政府最会做的一些事情，就是邀请国际知名的艺术家或团体来演出，比如俄国的Bolshoi(莫斯科大剧院)、欧洲著名的歌剧团、舞蹈团……还有就是外国知名艺术家来进驻，这当然是一个方法，但不足够。政府应该想的是，怎么培养和支持本地的艺术家，协助这些艺术家及其作品打入国际市场，这需要有个全盘计划。
近年政府对体育运动员的培育方面，做得比较好，有计划地培育。但香港应该有个文化方面的资助政策，比如给些赞助费，你可以不必要按照政府要求去创作，当然不能搞些乱港的东西。
我在艺术发展局做过不短时间的评审委员，包括文学组和戏曲组。大家常抱怨的是，艺发局很多东西都是官样文章。申请要填写很多表格，很囉嗦，以我或艺术家的个性，一看那么麻烦，就不申请了。
这说明政策和机制有问题。政策不清晰、太笼统，机制太复杂。可以参考一下美国的，她有各种各样的基金会，有国家的，有州际的，也有很多私人的，可以支持不同范畴的创作，有些还不必填官样文章般的表格。我们香港有很多地产商很有钱，都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也可以支持文化艺术的创作。每年有一百间公司捐款，总可以拿出一亿吧？
文：即将上任的新一届政府已确认成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简称“文体旅局”），很多人都关注局长的人选，应该由怎样的人出任这个职位更合适呢？是传统的AO(政务官)？还是政客？或文化人呢？
郑：我没有具体的答案，但认为局长不一定要由熟悉行政程序的人来做，因为政府内部已有很多人熟悉，最好不要政客，也没必要非由AO出任不可。
香港要自觉地做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角色
局长的角色是领导，要负责，在行政程序上的工作，AO们已做得非常好了，甚至有时做得过头了。我觉得是这样：你找一大堆专家或其他人来咨询、开会，他们负责记录，记录完各人派发一份，好像很民主，但没人真正负责。有些事情，当头头的人还是要负责的。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很多作家在文化政策上都有贡献，比如郑振铎，当时是文物局局长；还有田汉，这些都是长期投身在文化领域第一线工作，他们有一个直觉(intuition)，有一种sense，很多事他们能感觉得到。
如今既然成立了新的局，而这个局要担负新的责任：促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就要想清楚，我们用什么东西跟人家交流。交流不是单方面的，也不是随便拿一样东西给人家看看，比如说对方没有而我们有。但香港很小，好的东西有限。中央把香港列为对外交流的窗口，这虽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香港作为中国对外窗口的延续，但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香港能否扮演一个自觉的角色，既然在过去150年都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我们能不能发展一些在内地受限于体制而不太好想或不太好做的东西呢？
文：长期以来，我们很努力去吸收西方文化知识，西方一些文化机构也到香港来设立，比如英国文化协会、法国文化协会等，但我们的孔子学院在西方国家开设，却受到一定的抵制，指我们“文化入侵”。那我们应该如何做，才争取做到让国际上更多人认识并接受我们的优良文化而又不令对方感到“入侵”呢？
郑：我觉得，一般来讲，西方在文化方面还算是比较开放的，只要我们的文艺节目内容上的宣传意味不是那么浓，他们应该接受的。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或西方的对抗性强了，他们往往希望看到一些反共或批评中国现状的节目。但我们也可以有许多其他吸引的节目，比如今年央视春晚的《只此青绿》，灵感来自一幅古画，再结合自然界的美，这没涉及政治，就应该没什么问题。像英国剧团来这边演出“莎士比亚”(作品)，就有很多人去看，那也是古代的，也有许多呈现方式。像我们中国古代有很多好的故事，还有戏曲，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现代手法重新包装呀。
香港本来有一种优势是，有很多读英语学校出身的人，可以用英语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可惜他们的中国文化背景却很弱。
文：目前的情况是，中央已给了我们“文化之都”的定位并表示支持，本地政府层面也将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文体旅局），而西九文化区各措施也陆续落成启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政治上的争拗也少了，理论上各方阻力小了。那么，政府和民间应该怎么做呢？
香港必须在大湾区内发挥龙头作用
郑：我个人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有些比较具体的，就是中央希望香港“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可以首先介绍岭南文化及其传统，或者说大湾区文化，用西方人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去介绍。另方面是，香港会英文的人很多，每个大学都有翻译系，政府可以督促翻译系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传统文化知识，可以设立一些奖学金或资助项目，鼓励修读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生做项目时，考虑如何结合岭南文化。假如政府能够拨一些款项在推广文化这方面的翻译上，效果也会很好。
目前，香港有艺术发展局、艺术发展基金(文化交流计划)、电影发展局、电影发展基金、粤剧发展基金等等，但是别忘了，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商业性的，在国外，很少看到有政府资助，比如荷里活，有政府支持吗？没有，是他们自己去发财的。可见，我们有些资源是误配的。当然，每个领域的人都觉得自己应该被资助。但我不是只以当下人的眼光来说，而是从长远的文化发展来看，香港如果作为一个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你是否愿意肩负起长远的使命？
文：那是否说，我们要做好这样的交流中心，只以香港自己的实力可能还不够，还需要中央层面的支持或加持，以及各个省市的配合？……
郑：对，政府要跟中央商讨、协调，并提一些具体的建议要求，以及说出可能面对的困难。以大湾区“9+2”城市合作为例，香港必须在区内扮演龙头角色，在对外交流和宣传大湾区文化方面，香港必须要领头，区内其他城市也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确占优势，这也应该可以做到的。
而在引进国外文化艺术节目或活动方面，也要讲清楚，让香港能作为代表，首先是在大湾区引入一些中等层次的活动，再慢慢扩大至全国。内地一些大城市当然也会直接跟国外的艺术团体合作，引进艺团演出，但他们有自己的局限。
有一次山东烟台市艺术博物馆请我去办书法展，我正犹豫，对方就提出“给你在山东七个县市办巡回展”，变成一个大的活动，我自然很高兴，还在山东大学博物馆展出了。如果一个国外著名剧团，劳师动众大老远来到香港，只不过演出两三场，热闹一下就过去，当然兴趣没那么大，成本也高；但如果在香港演几场后，顺便到深圳或广州也演出几场，感觉当然不一样。尤其是近在咫尺的深圳，近年建了一些很好和更新的剧院和博物馆等艺术设施。
文：深圳在科技方面很强，现在很多艺术创作和展演都借助科技，艺术结合科技是大趋势。香港在这方面如何发挥呢？
郑：我想，年轻人对这点更有兴趣，他们也很懂这些，尤其是主修高科技或资讯科技的学生，他们平时也自己在电脑上创作，尤其在连结大湾区方面，高科技更带来便利。
但大湾区内存在两种政治制度，如何突破制度上的限制，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异同，这一点政府要多做些沟通工作，但在文艺界方面，最好多做一些古典的东西，争议性小些。我以前教历史时也发现，在内地教近代史，问题会较多，如果是民国，纯讲艺术还好，比如视觉艺术方面的张大千作品，虽然他当年也逃离内地，但没有人批评他，他是画家，不热衷政治。
要从小开始加强中国传统艺术教育
另外，我觉得艺术教育很重要，香港未来的文化部门要跟教育局作一定的配合，比如在课程设计上如何激发学生对艺术的兴趣，以及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认知等，比如唐诗宋词的艺术感觉，为什么有些戏曲会如此优雅，为什么要提倡和推广昆曲？京剧和粤剧的唱法有什么不一样？跟西方歌剧如何不同？大家都是以唱为主，却因为语言不同，吐字和行腔，都有自己的传统。由于我们习惯了西方音乐，尤其是小孩子，听不懂中国传统戏曲，对自己的文化极为隔阂，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中国人不喜欢听中国传统音乐，比如不喜欢京剧或粤剧中的一些调调，以为唱的方法不对。
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改变过来。因为中国音乐教学，在五四以后，已经完全排除中国音乐，我小时候在台湾，基本上没学过任何中国歌曲，我们学的《茉莉花》还是源自意大利歌剧《杜兰朵》，而不是原汁原味的。我从小在音乐课学的练习曲，全部是西方音乐，我们没有机会接触任何中国传统音乐。
文：这是否说，中国传统音乐太难了，不够普及化，不容易唱？
郑：不是的，是政府取消了，教育部门看不起中国音乐。也没人教你，因为音乐教师接受的是西方音乐训练，要我们学的练习曲都是西方的。
其实，有一些很好的音乐，都是结合中西的，比如《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主调是源自上海越剧；《黄河钢琴协奏曲》则是改编自冼星海于1939年在延安完成的《黄河大合唱》。为什么不可以从中取出一段，当练习曲在中学教呢？还有戏曲中或道教音乐中，也有不少东西可以提取呀。我们真的有很多东西需要做。
十九世纪到现在已两百多年，西方的文化发展和她的文化势力，其实是配合其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的，这说来不好听，事实却是如此，其文化笼罩了全世界。所以说，五四运动很了不起，就是要借助“西化”来突破传统，开创新机。可惜，在整个过程中，又从翘翘板的一边一下子荡到另一边，完全忽略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出现很多问题。
到了现在，人们富裕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有人要创作像《只此青绿》、《忆江南》这类节目，这都是古代题材，不涉政治，内容却很普世，且达到中国审美的境界，一种和谐的境界，这境界体现了中国人在思想上的追求，是好的、理想的追求，值得我们多做。
尊重、继承并创新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
文：今日中美关系不像之前那么和谐，西方社会也出现一些抵制中国的情绪，我们在这个时候去做推广中国文化的工作可能会遇上一些阻力？
郑：这当然会，但我们首先是要做起来，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些东西，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这么多好的东西，我们要挖掘它，透过艺术创作呈现出来，人家也会有兴趣的。
第二点是我一直强调的，要想想怎么教育自己。我觉得，我们的数理化教育没问题，但文化教育是有问题的，教育至少要激发起学生的兴趣，我们不能说对父辈、祖辈的东西，统统看不起，说是老土，这种态度一开始就不对。
这也是我前面说的，中国的文化艺术教育出了问题。西方人对他们的传统文化非常尊重啊，你看他们对歌剧有多重视，那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开始，美国大多数人也听不懂歌剧，但却很喜欢它。我们中国人批评崇洋媚外，美国人则是崇欧啊。原因也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在欧洲，而美国很早的移民来自欧洲，欧洲人就把自己的文化带到新大陆了。
我以前在纽约教书，喜欢听歌剧。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都会歌剧院听歌剧的，半数以上都是美国各州到纽约的观光客，而且大多数并不知道台上的演员唱什么，因为是用意大利文。这些观光客回到家乡就不得了：“我在纽约看到我们西方文化传统精华的歌剧。”他们很自豪。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曾参与过纽约州的历史课程重编讨论，发现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既有一定的批判眼光，又能着重从忠实、客观的发展中呈现自己的文化成就。我当时的最大感触是，西方或者美国，人们对他们久远的文化传统基本是尊敬和崇拜的。
所以，我回到香港后，花比较大的精力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从新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说中国文化都是好的，天下没有一种文化只有好没有坏的一面，人亦然。你不能说这个民族的人都是好的，那个民族的人都是坏的。但我们必须有自我思考能力、自我判断能力，我们提倡中国文化时，并没有忘记它也有黑暗面。我们不学它，但要改造它，要了解这些黑暗的事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
我们研究古代的东西时，要比较的不是我们比它高在哪里，而是探讨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创造力。唐朝有唐朝的创造力，宋朝有宋朝的创造力。我们要学的是创造的能力。
所以，关键在教育，要从小学就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