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5周年】何冀平：兩地文化給了我創作的滋養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際，曾任北京人藝專職編劇的何冀平為香港話劇團創作了其任職後的第一部話劇作品《德齡與慈禧》，自1989年離開北京人藝之後，再一次以話劇編劇的身份回歸了她最熱愛的舞台。從上世紀90年代的《新龍門客棧》《黃飛鴻》《新白娘子傳奇》《香港故事》，到新世紀以來的《龍門飛甲》《投名狀》《明月幾時有》《邪不壓正》《決勝時刻》等影視作品，創作類型橫跨“五界”、創作風格多元多變的何冀平在香港、內地兩種文化的滋養浸潤下，走出了一條獨屬於自己的創作道路。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何冀平接受了《文藝報》記者的采訪。

記者：上世紀80年代末，您離開北京定居香港，從一名話劇編劇轉行從事影視劇創作，憑借《新龍門客棧》《新白娘子傳奇》等作品在華語影視界蹚出了一條新路。香港的文化土壤給您帶來了哪些影響？

何冀平：上世紀80年代末我來到香港，一開始從事的就是影視編劇工作。第一部作品是與香港導演徐克合作的《新龍門客棧》。這次合作得益於1992年北京人藝話劇《天下第一樓》的來港演出，演出在香港文化中心引起轟動，直到看過演出的徐克導演連夜來找我，我編劇的《天下第一樓》自此替我在一個陌生的領域裡開闢出一條新路，也讓我感到真正的藝術是無界的。

與徐克的合作是我第一次接觸香港的電影製作方式。《新龍門客棧》的故事對我來說很特別，此前我從沒寫過電影劇本，也沒寫過武俠，但我去過西北，在陝西插過隊，西北的那種環境在我腦海中印像極深。在跟導演聊劇本的時候，我覺得這樣一部武俠片，放在中國西部的環境背景下，會不同以往，別具一格。於是，我把故事的發生地放到了大漠荒沙，也是從這部影片起，改變了香港武俠電影的“綠水青山”，拍出了一部有著全新氣像的香港武俠片。這次合作也讓我感到，香港是一個知人善任、很講究實際也很重實踐的地方。電影獲得成功後，很快我就迎來各種紛至沓來的商業“訂單”。

在初到香港的這8年，與身份的轉變相比，我最大的轉變是觀念的轉變。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在香港看到了少有接觸的西方電影、戲劇，同時，香港高昂的樓價、金融風暴的衝擊、普通百姓的生活，這些使我的創作觀念開始發生潛移默化的改變，這種轉變使我後來的作品有了不同的構想與“語境”。我體會到，香港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這裡有中有西有古有今，這是一眼望去就能“看”到的，香港人打不垮、“打不死”、不服輸的精神就發生在我身邊，這些後來也都出現在我的創作中，賦予我作品中的主人公。

記者：1997年您受邀加入了香港話劇團並創作完成了話劇《德齡與慈禧》，這部戲奠定了您在香港文藝界的影響力。從1988年的《天下第一樓》到1997年的《德齡與慈禧》，您創作中的“變”與“不變”是什麼？

何冀平：我在香港的頭8年做影視劇編劇，直到1997年才受到香港話劇團的邀請，因為就在這一年他們開始意識到，香港回歸將使香港的藝術走出一條新路。我成為劇團簽約的駐團編劇，意味著以後每年都必須拿出一個可供排練、公演的大劇場話劇。於是，1997年劇團在做下一年演出計劃時，我提出了創作《德齡與慈禧》的構想。用話劇的形式展現這段“清史”，是我早在人藝寫《天下第一樓》之前就有的一個念頭，我想寫的這兩位女性，一位是帝國的執政者，一位是留學歸來的17歲少女，一中一西、一老一少，只有當我在香港親身感受到了中西兩種文化的碰撞、交流與融合後，我才真正找到了這部作品創作的“中心點”。後來在這部劇的演出說明書上我曾這樣寫道：“希望德齡能像一股春風吹進重門深鎖的紫禁城。”創作“德齡和慈禧”這樣曾經的歷史故事，把握歷史精神而不必為歷史的事實束縛，推翻歷史的成案，以新的解釋、新的闡發，具體地把真實的古代精神翻譯到現代，重新演繹我心中的故事。我用這種獨特的感受來寫歷史，寫人物與人物、人物與歷史之間的關系，這部戲的成功，體現的是劇作家的戲劇觀與人生觀。從《天下第一樓》到《德齡與慈禧》，我的歷史觀開拓了，創作中的劇情設置、人物鋪排等編劇技法雖然大同小異，但是觀念的變化形成了新的作品，使歷史作品超越歷史，造就人物的超脫與個性化，這種視野和創作的開拓，可以說是香港文化賦予我的。

記者：新世紀以來，內地與香港在文化藝術等各領域的交流合作大大增強，您與兩地知名藝術家合作創作了許多口碑和票房雙贏之作，您如何看待香港這20年來的文化發展？

何冀平：我從1989年來到香港至今已33年了。當年我離開北京時，曾有人說，“一個離開了自己鄉土文化的作家，她還可以做些什麼呢？”令我沒想到的是，這30多年來我會在一個原本是異鄉的陌生土壤上，吸收豐富的文化，並將其與我本身積澱的文化融為一體，形成我的創作風格，並以作品的形式反饋給觀眾，使我同觀眾一起來分享我的生命體驗，這就是我做編劇所獲得的最大享受。我真實地生活在香港，香港也成為我作為一名劇作家深扎的藝術土壤和文化環境。我深深感到，我的生活和創作與香港的興衰和香港的文化息息相關。

香港回歸以來，香港經濟發展，但是比起經濟的發展，社會對文化的重視還不夠。比如香港三大院團中樂團、舞蹈團和話劇團都由政府出資支持，但對這些院團的創作、演出卻缺少必要的統籌、引領，以至香港的一些年輕人不知道自己文化的根在哪裡。香港電影由於各種原因，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衰落。中央制定一系列政策，使香港加強跟內地的合作，是香港文化藝術謀求發展的大趨勢，兩地合拍片給了香港電影一條“重生之路”，吸引許多香港從業者到內地工作。電影是昂貴的藝術，如果沒有足夠的人財物力的支持是拍不出好作品的，香港電影界對此感受非常深切。合作令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夢想成為現實。香港背靠祖國，無論從生活、經濟到文化，都和祖國緊緊聯系在一起，國家強，香港才能強，這是25年來香港人感同身受的共識。

記者：多年來無論寫什麼題材，當代性和創新性都是您一直堅持的創作取向，在您看來，如何保持創作上的敏銳與長久的創作力?未來如何進一步講好香港故事，您對兩地的青年編劇有哪些建議？

何冀平：回顧前半生，命運安排我做過農民、工人，做過北京人藝話劇殿堂裡的編劇，也任職香港話劇團編劇，與多位華語電影界、戲劇界知名導演合作，生活給了我積累，工作給了我經驗，熟悉內地和香港兩地生活和文化，成為我的長處。在電影、電視劇、話劇、音樂劇、戲曲各種類型的創作中，我把社會需要和人生思考，也把自己“帶進”作品，我的經歷和兩地的生活，使我沉深不敢輕浮，逆境中不曾倒下，這一切形成我的風格，融入作品帶給觀眾，承擔起一個作家應有的責任。

香港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好多年輕的作家、編劇也開始登上了他們的舞台，我曾為香港演藝學院、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的學生講課，我說，創作沒有捷徑，沒有經過生活錘煉的年輕人，難以成為好的編劇。做編劇這一行，就是要用文字講好故事，不同的是我們的文字要體現在銀幕和舞台上，這種體現更立體、更有感染力，要想保證你創作的每一部作品都能獲得觀眾的認可，最根本的一點就是眼界要高，不可以輕易“放過”自己。叔本華說，作家可以做流星、行星也可以做恆星，要想做恆星，就必須得有“恆心”。既然把一生投身於編劇這個職業，就要有准備走一條不斷挑戰自己、更新自己的路，對我來說，這是命運給予我的，也是內地、香港兩地文化賦予我的使命，能在有生之年去完成它，也就無愧此生。

來源：文藝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