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专访│文化史家郑培凯谈苏轼：并非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刘秋香
(香港文联网编者按：本文是湖南省内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潇湘晨报》记者刘秋香为该报撰写的主题性深度专访，身兼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主席的文化史家郑培凯教授在访问中分享了他在三年疫情期间研读北宋文学家苏轼诗文的体悟，以及如何从苏轼波折激荡的生平受到启发，内容兼具知性和哲理，值得细味。)
2020年到2022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郑培凯闷在家中整整三年，亲友不敢接触，哪里也去不成，他将这段经历称为“坐瘟疫监”。其间，他的心情跟绝大多数人一样，郁闷之极。
最终，是苏轼的诗文疗愈了他。郑培凯把苏轼的诗文来回重读了好几遍，并将它们作为自己书法习作的主要对象。苏轼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生离死别再一次在郑培凯面前一一呈现。“细读苏轼诗文，让我感到这次疫疠带来的悲情，实在只是个人生命体验的小巫，而东坡先生一生波折激荡，超越困厄苦难，上升到豁达的心境，则反映了性灵体悟的能动性，蕴含生命意义的重大启发。”郑培凯说。
就这样，郑培凯边读边写，越写越多，最终辑成《郑培凯讲苏轼：烟雨任平生》一书，书中有他对苏轼的认识与理解，也有他自身的生命体味。
“从来佳茗似故人”：苏轼的雅致生活，离不开诗、书、酒、茶
问：宋代文人的生活一般被认为是极雅致的，如何理解宋人的“雅致”？与唐代文人相比，这种“雅致”体现在哪些方面？
郑培凯：宋人跟唐人生活的环境不太一样。唐朝是一个贵族统治的社会，由贵族主导。宋朝是一个平民化的社会，比较开放。在唐代，皇亲国戚跟世家大族拥有最主要的权力，一般文人的地位不高，他们需要去攀附贵族阶层，如李白要去攀附韩荆州，杜甫要倚靠严武，李商隐则被夹于令狐楚与王茂元的牛李党争之间。虽然这些诗人本事很大，在社会上也很有名，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了很大的束缚。
“安史之乱”后，经过晚唐五代，整个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宋朝开国元勋的武装被解除，地方豪族的大势力也基本被科举功名取代。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由文人辅佐皇室的社会，文人备受重视，地位被大大提高。
唐人崇尚豪华、恢弘的事物，唐诗对贵族生活多有描写，这种生活注重对物质的追求，属于铺张炫耀型。宋人则不同，他们强调文雅，对于物质的讨论也比较斯文，希望能在诗情画意中寻得一种属于心灵的、和平的雅致。这一点在绘画上反映得很明显，唐朝多绚丽的青绿山水画，宋朝的水墨画则显示了文人雅趣。
宋朝人的雅致，具体体现在日常的写诗、画画、插花、品茶、焚香等活动上，现在人们常说的文房雅事在宋朝比较受重视。
问：以苏轼为例，他一天的“雅致”生活是如何度过的呢？
郑培凯：苏轼主动寻求一种休闲雅致的生活。一般来说，除了他被贬黄州、惠州、儋州那段最苦的日子，苏轼每天忙完公事后，就会写诗、写字、读书、喝茶、画画等。
在二三十岁左右，苏轼就已经文名鹊起。他的字也写得很好，很多人向他求字，他自己也喜欢写，几乎是有求必应。目前我们还能看到他的真迹，如《黄州寒食帖》、《海棠诗帖》等。他书写的《赤壁赋》，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面一段已经遗失，是明代文征明将其补写完整。仔细看的话，我们能发现二人书法风格的差别，文征明的字比较俊俏，苏轼的字比较肥厚。
苏轼很早就喜欢上了喝茶。不过，当时四川的茶不是特别讲究，那时候的饮茶风尚是喝福建茶，最好的茶是福建北苑进贡的，喝之前要研末煎点、击拂拉花，非常讲究。宋人喝茶品赏的程式，在蔡襄的《茶录》与宋徽宗的《大观茶论》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载。苏轼在很多诗文中写到茶，如他在杭州写的《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最后一句就时常被人引用。其实，这首诗还讲到判断茶饼品质，呼应了蔡襄《茶录》里讲的：“茶色贵白。而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瞟人气色也，隐然察之于内。以肉理润者为上。”
他还喜欢酒与美食。虽然喝一点就会陶陶然、醺醺然，但他喜欢和朋友在一起喝酒，喜欢热闹。苏轼写过一篇《老饕赋》，将自己爱吃的东西一一列出，写得很有意思。
苏轼对这些日常生活情事满怀兴趣，显示他性格开放，乐于探索新鲜事物。人做事情只要乐在其中，就会做得很好，何况他本来就是天赋很高的人。苏轼的这些爱好也让他的生活充满了情趣，即便是在他被贬的时候，他的生活也是丰富的。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轼的朋友年龄不等、地位悬殊、性情各异
问：苏轼拥有广泛的交游，与他相交的都是哪些人？对他们而言，苏轼具有怎样的人格魅力？
郑培凯：苏轼有一句名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苏轼泛交，他跟文人、士大夫、僧侣、平头百姓等都有很好的交往。在黄州时期，他就与屡试不第的书生潘丙、开药店的郭遘、颇有侠义心肠的古耕道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邻里关系。苏轼为人爽朗、豁达，不摆架子，不同阶层、不同性情、不同年龄的人都与他相处得非常愉快。
当然，与苏轼来往比较密切的，多是社会上比较有地位的人，许多都是才华横溢的精英。他虚龄20岁中进士，那一年的进士考试可以说聚齐了北宋文化的灵魂人物——考官是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同榜考中。苏洵虽然没有参考，但他送两个儿子赴京应考，与这次考试也有很深的联系。这样看来，唐宋八大家中的五个人都与这次考试有关。不仅如此，这次考试还为北宋选拔了大批人才，如程颢、张载、吕惠卿、章惇、曾布等。正是这群人，对北宋日后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苏轼乐于爱护和奖掖后进，元佑年间，苏门“学士”集团确立，以苏轼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颇为庞大的结构网络，构成了一个具有某种统属关系的人才谱系。但在此之前，苏轼与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早有交往。
问：但与此同时，苏轼的政敌也非常多，他最招人敌视的地方有哪些？
郑培凯：王安石推行新政，依附者成了“新党”，反对者则被目为“旧党”，新旧斗争，互不妥协，反复多次之后，就出现了你死我活的两军对垒之势。苏轼被视为“旧党”的一员，他的政敌主要来自“新党”阵营。
其实，在反对新法方面，苏轼不是领头的，他是出头的。“旧党”中有很多人是苏轼的长辈，如司马光、文彦博等。王安石不喜欢苏轼的主要原因是苏轼的文章写得好，他在文章中批评新法的执行，将问题一一列出，逻辑清楚，有理有据，这就让王安石很尴尬。虽然别人也写文章批评新法，但他们的文章没有苏轼的这么有针对性、有力量。
客观来说，苏轼虽然被视为旧党的一员，是一个相对保守的人，但他也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讲究政策落地后的实际效果。熙宁初年，王安石变差役为免役时，苏轼曾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但此后多年担任地方官的经历让他逐步认识到，免役法按户等征税雇役，颇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可以断绝官吏勒索的机会。后来，苏轼曾将自己十多年来对新旧法利弊的深思熟虑，对司马光和盘托出，希望司马光能够更全面、更慎重地对待免役法的存废问题。谁知司马光个性极为执拗，对新法的成见太深，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反对苏轼心生不满。
问：如何理解北宋当时的政治环境？
郑培凯：王安石推行新法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新法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国家财政空虚的问题，即如何收取赋税，发展经济，改变北宋国力衰弱的面貌。那时，北边的辽国，西边的西夏，都对北宋虎视眈眈，图变是大家的共识。不过，“旧党”人士认为，新法本意虽好，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如执行者对百姓很粗暴，与民争利等。理性来说，新旧党之间的主要分歧不在新法本身，而在于新法的具体执行方式。
王安石这个人很固执，他不跟人妥协也不跟人协商，得到皇帝的支持后，他全然不顾不同意见，雷厉风行，一味地强调新法的落实。这种情况下，像司马光、文彦博这些本来很有执政经验的人就申请隐退了，苏轼则申请外调，希望能远离争端的中心。
北宋是一个文人社会，对儒家的信条比较遵守。王安石赞许商鞅，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他推行新法，讲究雷厉风行，“旧党”的人认为王安石的行为作派比较接近法家，完全没有儒家“温良恭俭让”的风范。新旧党之间的冲突又变成了法家与儒家的冲突，进而又被视为“小人”、“君子”之间的斗争，“新党”被视为小人，“旧党”人士自称君子。后来司马光上台后，就认为“新党”人士都是小人，要把它们全部清除出去，其实他们中不乏真正有能力的官员。
如此，原来围绕新法执行问题的冲突，牵扯到道德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新旧党之间的斗争最后有点像是意气之争，这是很不好的。王安石显然是一个很有政治才能的人，可最后所有自称君子的人都不愿跟他往来，以至新法的执行者中多逐利、短视之辈。新法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此心安处是吾乡”：生命有短长，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精神的归宿
问：您曾说过苏轼不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我们从他的创作中感受到的却是乐观、通达与自在，苏轼是如何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心境的？
郑培凯：苏轼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这个观点，是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面讲的，林语堂在这里故意夸张了。林语堂用英文写《苏东坡传》，我觉得，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脑子里面出现的是incorrigible optimist这个词，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这个词在英语口语中很常见，随随便便就讲出来了，翻译成中文后，天生的乐观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固定表达，其实有待商榷。
应该说，苏轼天生豁达，心灵比较开放自由。他不斤斤计较，甚至还有点大大咧咧，人家对他不太好，过了也就算了，不记在心上。如“乌台诗案”，他是遭人陷害，但事过他也不再去想是什么人怎么陷害他，后来他官拜礼部和吏部尚书，位高权重，也没有去报复别人。他这种性格是很可爱的。苏轼被贬黄州四年，惠州三年，儋州三年多，十年多的时间里，他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但他最终超越了自己的困厄与苦难。
但他不是天生乐观，他也有很悲观的时候。他在湖州太守任上突然被抓至御史台监狱，被关了130天，“乌台诗案”于他是非常大的打击，其间他一度想过要自杀。有一次，他以为自己要被杀了，因为他那天收到的牢饭里面有鱼，而他曾跟儿子苏迈约定，可以送所有的食物，但是不要送鱼，送鱼就表示被判死罪。他儿子那次为了张罗开销而外出，托人送饭，却没说明不可送鱼，苏轼看到鱼，以为自己死定了，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其中写道：“柏台霜气夜漆漆，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很是凄凉。
出狱后，苏轼被贬黄州，身无长物，被打到了社会底层，房子也没有，住在庙里头。到黄州的第二年，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城外东坡得到一块地，自号“东坡居士”，躬耕自食。在第三年寒食节的时候，暴雨浸入住处，狼狈不堪，写了两首《寒食诗》，第二首说：“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简直是呼天号地，凄凉极了。他能超越生活的窘迫与心理的困境，是极为了不起的心灵超越与提升，不是什么“天生乐天派”的结果。我们应该注意，苏轼活了66岁，46岁以后才自称“东坡”，这一称号其实也说明，他离开了之前比较悠游的生活，生命已经进入了另一种境界，落魄却也自在。此时的他已经放弃了对仕途的向往，只希望能够安安稳稳过日子。
苏轼贬谪黄州期间，他读佛书，重读《庄子》，整理父亲苏洵的遗著《易传》，这些对他应对这一重大人生变故有很大的裨益，让他的心境慢慢平和下来。他写《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记承天寺夜游》等诗文，结合自身遭遇，洞察生命的意义——生命有具体的短长，我们会生老病死，可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可以有无限想像空间，可以开拓精神的世界，能够体会生命的快乐。
问：苏轼在词中写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如何理解他所说的“此心安处”？
郑培凯：“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轼好友王巩的歌伎柔奴的话，王巩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岭南，柔奴始终跟随不离不弃。王巩到“元祐更化”才得以平反北归，他们在汴京跟苏轼见面时，苏轼问他们在岭南生活的如何，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大有感悟，写下著名的《定风波》，结尾是：“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想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你了解中国文化并陶冶其中，中国文化就是你的精神领地。或许你在日常生活中会遭受一些困难，比如迁徙到了另外的地方，物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只要你还徜徉在中国文化之中，这并不影响你最重要的生命意义。我想，“此心安处是吾乡”说的是，只要你能够找到精神上的归宿和生活，那你的生命就没有白活，“此心安处”也就变成了“此生”的概念。
苏轼对“此心安处”应该是深有体会的。他把很多日常生活的接触，跟精神生活的态度连在一起。他食肉诵经，别人说不可以这样，他就漱漱口，还是照样吃肉，说“酒肉不碍菩提路”。他也很会苦中作乐，苏轼在黄州时很困顿，吃不起羊肉，于是他就发明了东坡肉的做法，还很得意地写了一首《猪肉颂》：“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他乐于自己动手，做菜、酿酒都自己来。黄州近长江，多产鱼，他就做起鱼羹来，还用自己做的鱼羹请客，别人都说好吃。他还会酿酒，在黄州时他特意请了一个朋友教自己酿酒，但酿出的酒不太好，喝的人都拉肚子，他就不酿了。后来从一个道士处学得酿酒的方子，到惠州后他又开始酿酒。
问：苏轼时时透露出归隐的心志，却也始终在仕途奔波。如何理解以苏东坡为代表的中国文人的这一矛盾心理？
郑培凯：苏轼、苏辙中进士后，被授官职，但二人都辞不赴任，准备参加第二年将要举行的制科考试(应试制科，须经大臣举荐，先由六名考官在秘阁举行“阁试”，及格者方能参加御试。制科极严，应试者少，通过者更少。因此，制科出身，其荣耀又加倍于进士及第)。
为应付这次难度极大的考试，苏轼兄弟从家中搬出来，移居到怀远驿馆，专心读书。一天雨夜，兄弟俩读韦应物的诗句“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心有所感，想到不久的将来，兄弟俩各自外出为官，对床夜话的平常光景将变得十分难得而珍贵。于是双双约定，日后功成名遂，完成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一定尽早隐退，同回故乡，纵情山水。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他俩一直对这个风雨之夜念念不忘，无数次在相互赠答的诗篇中提到这个约定。
苏轼是希望归隐的，如果经济状况可能，环境可能，朝廷允许，他不愿意去趟政治这潭浑水，闲云野鹤、诗酒风流才是他的向往。在做杭州通判的时候，苏轼就想到常州归隐。
可是归隐是很难的，官场不是你想离开就能离开的。古代读书人都有治国平天下的志愿，这是儒家所要求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入官场，服务皇室、参与国家大事、为人民做事，这是读书人的责任和义务。以苏轼为例，他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社会，进入官场，成为大家瞩目的精英后，不是说想归隐就能离场的。如果你没有参加科举，没有进入过官场也就谈不上归隐。可是你做了官还想要归隐，就会出现矛盾，即个人与集体，个人事务与国家事务之间的矛盾。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赤壁赋》中的人生感悟，是庄子的，更是苏轼的
问：苏轼真正的人生志趣是甚么？
郑培凯：苏轼年轻的时候，的确想要为国家、人民做事情，他有这份儒家的理想，而且还很强烈。这跟杜甫的志愿基本相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做出一番事业。但同时，他受到老庄的思想的影响，希望能在文学艺术上有所超越，发扬文化传统的真善美。他还受到佛家的影响，对世事的冲突看得很淡。但儒家的思想贯穿他的一生。
经历种种冲突，尤其是在多次被贬以后，我觉得苏轼心里真正想要的，是平静的生活，是不违背自我人格君子典范。他从海南北归的时候，我认为他没有那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想法。
问：您自幼喜欢苏轼，谈谈您在不同阶段喜欢过的苏轼的作品。
郑培凯：我少年时喜欢读苏轼的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夐洁，《念奴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壮。但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道出了他对弟弟苏辙忱挚深厚的兄弟之情，并由之衍生出人世的无奈和对情谊的执着。读《念奴娇》，只感到豪情万丈，欣赏“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潇洒，完全没有体会“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历史苍凉，以及他贬谪黄州的心境。中学时代，朗诵《赤壁赋》，诵读到“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好像完全体会了苏轼的豪迈。但直到这几年多次书写《赤壁赋》，才领悟到苏轼贬谪黄州，是如何与苦闷的悲情相搏，从历史沧桑之中，体会生命的当下意义。
问：请具体谈谈您对《赤壁赋》的理解？
郑培凯：苏轼被贬黄州两年后写了《赤壁赋》，再过了不久，他又写了《后赤壁赋》。古代很多评论家认为《后赤壁赋》写得要好些，因为《前赤壁赋》中讲道理讲得比较多，但是他里面的道理都是庄子的道理，是老生常谈的东西，苏轼只是在引述庄子的道理。《后赤壁赋》写苏轼的经历，到结尾的时候，他写了一个梦：“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现实和梦境结合起来了，人和自然、人跟宇宙联系起来了，给人一种超脱的感觉。
但我认为，《前赤壁赋》是苏轼熟读《庄子》之后，体会的人生意义。“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说的是，你从天地的角度、时间的角度看人，人生短暂，好像是沧海一粟。但是，如果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体会自己生命的历程，那么，我们可以共用清风明月，物我无尽，至于天长地久，也没什么好羡慕的。这种对人生的感悟，了解宇宙无穷，但也感恩此生现在，可以在精神飞跃的境界，体会生命的实存状态，是庄子的，更是苏轼的。
(郑培凯：文化史家、诗人、书法家。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现任团结香港基金学术顾问、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香港集古学社社长、浙江大学客座教授。2016年获颁中国香港政府荣誉勋章。著作与编著百余种，于文化意识史、文化审美、经典翻译及文化变迁与交流方面建树尤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