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百年誕辰 | 潘耀明：武俠世界之外的金庸
(原刊編者按：2024年3月10日，恰逢金庸先生百年誕辰。作為武俠文學的集大成者，金庸先生是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他的作品是一部豐富的中國文化史，帶給幾代國人乃至海外華人獨一無二的生命體驗。為紀念金庸先生，我們特選取香港作家聯會會長、世界華文文學聯會執行會長潘耀明先生著作《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中《手跡之外一章：我與金庸》一文，從中一窺「一代武學大師」創辦《明報》、作為報人的鮮為人知的一面。)
我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進入《明報月刊》的。當初，這一步踏進《明報月刊》的門檻，就跨越了兩個世紀。究其實，我在《明月》攏共27年，那是處於二十世紀之末二十一世紀之初的交替時期，也是平面出版開始受到網絡文化衝擊的艱難之秋。
過去不少傳媒朋友問我，是怎麼進入《明月》，我說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這是實話。二十世紀的某一天，金庸讓董橋打電話給我。董橋說：「查先生要見你。」我聽罷有點意外，也有點興奮。在此之前除了他於《明報》副刊寫了一個每天的專欄外，與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會上遇見。他是公眾人物，我不過是文化界晚輩，大家只是點頭之交而已。且說我誠惶誠恐地跑到當年北角舊明報大廈查先生的辦公室，查先生與董橋已坐在那裡。查先生與我寒暄過後，讓我坐下少候片刻，他則移步到辦公桌去伏案寫東西。時間像牆上掛鐘發出的滴答聲，一秒一秒地過去，空氣靜寂得像凝結了。為了打破這悶局，我偶爾與董橋閒聊幾句，都是不着邊際的話題。大抵過了約半刻鐘後，查先生從書桌起身向我走來，親自遞了一份剛謄寫好、墨香撲鼻的聘書給我。接到聘書後，我很激動，也很衝動，只粗略流覽了聘書內容，便不假思索地簽署了。當時，我是某大出版社的編輯部主管和董事，事前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辭呈。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寫聘書，而且出自大家之手，豈能不為之動容？！
與前幾任的主編不一樣，查先生在聘書上寫明，除要我當總編輯之外，還兼任總經理。這也許與我之前在美國紐約大學念的出版管理學和雜誌學有關。直到兩年之後《明報》上市，《明報月刊》也不例外受到市場的衝擊，我才幡然省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與市場之間取得平衡，可見他的高瞻遠矚。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報到，希望查先生就辦《明報月刊》給我一點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說話不多，依稀記得，他只淡淡地說了一句：「你瞧着辦吧！」當我向他徵詢，除了之前他在《明報月刊·發刊詞》揭櫫的「獨立、自由、寬容」的辦刊精神外，他在商業社會辦一份虧蝕的文化性雜誌有甚麼其他特殊原因嗎？他回答得簡潔：「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換言之，辦《明報月刊》的另一層意義，也是為明報集團打造一塊文化品牌。後來，他在另一個場合對我說，《明報》當初上市的股票，實質資產只有一幢北角明報大廈，每股港幣一角，上市後第一天的股值躍升了二元九角。換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價值。他說，文化品牌是無形財產，往往比有形資產的價值還要大。正因為查先生的睿智，經過多年經營，《明報》成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報紙，相信這也是《明報》無形的財產。
查先生在香港1997年回歸前，審時度勢，急流勇退，賣了明報集團。從經濟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個大贏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套羅孚先生的話，《明報》是查先生畢生的事業。查先生沒能實現他最終的理想——找到一個如他所言的為他「真正度身定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極大的遺憾。明報集團其後的發展是可預料的。沒有查先生主持大局，市面上頻頻傳出對明報集團不利的消息，加上經營失利，陣腳不穩，明報集團很快被震散，差點成為孤兒。還幸馬來西亞的殷商張曉卿先生見義勇為，接手了這一爛攤子，經過好幾年刻苦經營，使她重入軌道。當然經營環境已大不如前了。
查先生賣了《明報》，也曾想過另起爐灶，做一番文化事業。首先他想辦一份類似歷史文化的雜誌，他準備寫長篇歷史小說，並在這份新雜誌連載。於是，他找我過檔到他自己經營的明河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為他策劃新文化雜誌和管理出版社。須知明報集團臥虎藏龍、人才濟濟，他單挑了我，令我不禁受寵若驚。為此，我們曾在他位於北角嘉華國際中心的辦公室把酒聊天過好幾次。每一次聊天，查先生都運籌帷幄，興致很高，他從一個隱蔽的酒櫃取出瓶威士卡來，親自給我斟酒，然後自己斟小半杯，都不加冰，是純飲式的。
查先生每次的約晤，大都安排在黃昏時段。他往往先讓秘書打電話來，表示我如得空，讓我過去他的辦公室聊聊。我從柴灣的明報大廈到他辦公室所在的北角，也不過是十分鐘的車程。查先生的辦公室，更像一個偌大的書房，估量也有近二百平方，兩邊是從牆腳到天花板、排列整齊的一排排書櫃；其餘的盡是大幅的落地玻璃。從玻璃幕牆透視，一色的海天景觀，可以俯覽維多利亞港和偶爾划過的點點羽白色的帆船和渡輪。
那當兒，我們各握一杯酒，晃蕩着杯內金色的液體，酒氣氤氳。彼時彼刻，我喜歡拿目光眺望玻璃幕牆外呈半弧形的一百八十度海景，只見蔚藍的海水在一抹斜陽下，浮泛着一條條蛇形的金光，澌澌粼粼地向我們奔來……心中充盈陽光和憧憬。我們在馥郁酒香中不經意地進入話題。在浮一大白後，平時拙於辭令的我們倆，無形中解除了拘牽。他操他的海寧普通話，我講我的閩南國語，南腔北調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溝通無間，一旦話題敞開，天南地北，逸興遄飛。
那時的《明報》還是于品海時代，《明報月刊》處於十分尷尬的局面，我毅然辭去《明報月刊》職務，準備追隨查大俠幹一番文化事業。當時，查先生與我簽了五年合約，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醫院，動了一次心臟接駁大手術。這次手術不是很順利，他在醫院住了大半年。我當時只帶一位秘書過去。查先生因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他的歷史小說並沒有寫出來，對原來宏圖大計也意興闌珊，我只能做一點文書工作，因給合約綰住，令我進退維谷。張曉卿先生後來買了《明報》。我在明河社無所事事地待了一年後，1996年重返《明報》，接手明報出版社工作。有一段時期，《明報月刊》的業務陷於低潮，當時明報集團的執行董事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辦《明報月刊》，我一時推搪不了，這樣一兼就十三年！《明報月刊》是金庸親手創辦的，第一任主編也是他。《明報月刊》沒有帶給他任何有形的財產。有的，也是文化的價值——無形的財產。到了今天，還有人質疑她存在的價值。但是，金庸對她卻情有獨鍾。當我返回《明報月刊》當主編後，幾乎他晚年所撰寫的文章，他都讓《明報月刊》獨家披載。世紀之交，我策劃了一次香港作家聯會與北京大學舉辦的「二〇〇〇年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金庸在北京研討會一次活動的休憩縫隙，驀然訕訕地對我說：潘先生，謝謝你替我做了許多事，你離開出版社(明河社)的事，當時處理很不當，你受了委屈，為此，我表示歉意。與金庸相交多年，他雖然文采風流，卻不擅於辭令，以上迸出的幾句話，相信是肺腑之言。
金庸主政明報集團，除了開會偶然講話外，平時大都是用寫字條的方式來傳遞他的指令。與他聊天，他用很濃重的海寧腔與你交談，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領。即使這樣，金庸的「明報企業王國」，卻是管理有度、應付裕如的，令人刮目相看。他奉行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管理原則。他深諳用人唯賢、人盡其用的道理。一旦找到他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讓其發揮，一般不過問具體事務。所以明報集團旗下，凝聚了不少有識之士。
「金庸的字條管理」是明報企業一大特色。金庸的字條，都是淺白易懂、言簡意賅的，好比後來所有《明報》的管理層所奉行的「五字真言」和「二十四字訣」，可視作辦刊物的秘訣。《明報》評核一篇副刊文章之好壞，金庸定下的「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圖」的標準，為此，金庸親自做進一步闡釋：短：文字應短，簡捷，不宜引經據典，不尚咬文嚼字；趣：新奇有趣，輕鬆活潑；近：時間之近，接近新聞。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後亦可用者不歡迎。空間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國讀者；快：金庸初提「快」字，後改用「物」字，即言之有物，講述一段故事、一件事物，令人讀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無不可；一無所得，未免差勁；圖：圖片、照片、漫畫均圖也，文字生動，有戲劇舞台感，亦廣義之圖。選稿的標準，以二十四個字為依據：新奇有趣首選事實勝於雄辯不喜長籲短歎自吹吹人投籃──以上用稿標準，雖然他原先是針對《明報》副刊而言的，但是已成為明報編輯選稿的標準了。
金庸自己對文字的東西，從來都是一絲不苟的。記得我開始編《明報月刊》時，收過他兩三次字條，大抵是他翻閱《明報月刊》時，發現哪一篇文章有誤，諸如題目不達意，哪一頁有若干異體字，哪一處標點符號不當……每當收到金庸字條，編輯部的同事都格外緊張。所以在校稿時特別用心。迄今，《明報月刊》每篇文章，要求有五個校次，盡量做到少出錯，甚至零錯字。這都是金庸擇善固執的優良傳統。
金庸的博識，與他喜歡閱讀有關。陪金庸出遊，他每到機場，往往趁餘暇的時間，要我陪他去逛機場書店。1995年初春，他接受日本創價大學頒授榮譽博士頭銜，來回程經東京機場，他都乘空尋隙去逛書店。他除了精通英文外，還諳懂日文、法文，他在機場書店一站就大半句鐘，揀到一本好書，如狩獵者獵到獵物，喜上眉梢。金庸除了辦公室書多，他在山邊的複式寓所，上層近三百平方米，其三幅牆都做了書架，觸目是琳琅滿目的書海，置身其間，大有「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北城」之豪情勝慨！金庸的成功是多方面的，這與他的博覽群書、淵博的學問、廣闊的襟懷和獨特的眼光等諸因素都有關係。集成功的報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企業家于一身的金庸，相信在海內外都是空前的，在這個商品味愈來愈濃重的社會，恐怕也很可能是絕後的。其實，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老闆、忘年交，也是我從之獲益良多的老師！
來源：中國作家網(作者：彥火乃潘耀明筆名，文章首發於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