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掌故】香港原来有过“笞刑”？ 从柯士甸开赌政策谈起

柯士甸道在九龙尖沙咀区，是弥敦道上一条主要的横路，这条街道以柯士甸命名，不用说，这位柯士甸也是香港早期知名人物。

柯士甸全名是 J. G. Austin，他是麦当奴任港督时期的辅政司，约于1868至1871年间，执行麦当奴的各项政策。

辅政司向来是执行港督政策的高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本港官方译名仍用辅政司之名，但之后改称布政司，据说是有布政于民的意思。这也说明了这官职是执行总督政策的。

麦当奴任港督时期最重要的政策是大开赌禁，因此柯士甸也就是执行开赌政策的一位辅政司。实际上，是他负责实行开赌的。

1867年5月22日，立法局举行会议，当时有位议员域陶提议设法压止赌风，因为当时香港上中环和湾仔一带大街小巷赌馆林立，而这些赌馆都是由警方包庇的。麦当奴也认为有必要对付这种不合法的赌博。

到了同年6月17日，港府在立法局提出的《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获得全体通过。这条例原意是对社会秩序和风俗习惯予以维持，想不到却成了大开赌禁的法律依据。因为该法例第十八条规定，赋予总督开赌之权。

原来《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第十八条的条文大意是说：本港地方赌博盛行，影响社会秩序及风化极大，兹为取缔及逐步实施禁止起见，特授权总督随时制立规则厉行禁绝之，或取有效方法加以限制及管理。就是说，只要总督认为哪一种方法可以管制赌博，就有权制立规则管理。麦当奴认为招商承办赌馆是最有效的方法，于是就招商承办赌馆了。

该条例于1867年7月1日实行，6月17日立法局通过条例后，政府就发表通告，招商承饷开赌，开标地点在政府合署举行，当时共有十二家赌馆开投，得銄银十万元。

当时由香港政府主持的承饷开赌政策，十二家赌馆分布于西营盘、荷李活道、皇后大道中、机利文旧街、湾仔大道东。营业时间每日由上午六时起至深夜止。这些赌馆全部是摊馆，承饷期是一年，即一年之后，再次开投。

社会风气因开赌败坏

赌博危害社会的道理，人所共知，公开承饷开赌怎能维持社会秩序与风化呢？故此当时很多人反对这种政策，首先由教会人士上书给辅政司柯士甸，提出反对。但柯士甸只是执行总督政策而已，这封信由他交给麦当奴，让麦当奴答复他们。麦当奴说，此举已肃清了警察内部的贪污，成绩甚好，而且又增加了税收。

香港社会人士反对开赌无效，只好到英国去活动，在英国运用舆论压力，制止麦当奴的开赌政策。但初期成绩很差，无法马上产生影响力。麦当奴的开赌政策不变。

由于开赌，社会风气败坏，到了1868年，拐卖儿童之风甚盛，而迫良为娼之风更盛。拐卖儿童与迫良为娼表面上似是两件事，但其实都是同一类不法之徒所为，而且都和赌博有关。

输光了的赌仔，为了翻本，又因连养妻活儿的钱都输光了，就只好卖儿卖女，甚至把老婆也卖给娼寮，这是常有的事。而平日不务正业的流氓们，因赌输光，去偷去抢固然不少，但沦为拐匪，专门拐带儿童亦不少。

当时香港还未有法例禁止买奴育婢的，有钱人认为买个男童来作小厮，买个女童作婢女，是十分便宜的事，因为一次付出一笔钱，这小厮和婢女，就可为自己服役十几二十年。婢女到长大成人后，嫁给人家作妾，或卖给鸨母当娼，还可以索回一笔米饭钱。至于小厮长大，劳动力强，便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一直做到老。

当时社会人士指出拐卖儿童与迫良为娼之风，实际上是由公开赌博之后刮起的，故要求禁赌。但麦当奴认为不是，柯士甸亦予以否认。

柯士甸认为拐卖儿童等罪恶活动，和公开赌博并无关系。他认为没有公开赌博，也有这类活动的，是以他主张加强刑罚，来戢止拐风。因此他在1868年8月24日，在立法局提出加重刑罚的法例，主张对付那些犯有拐带罪、迫良为娼罪、劫窃罪等的犯人，除判监禁外，还得处以笞刑。

笞刑本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刑罚。但中国的笞刑，是用籐条或木棍打在犯人屁股上的刑罚。而香港的笞刑，并非用木棍或籐条鞭打，而是用一种叫做“猫爪”的刑具来鞭打的。这种“猫爪”是用幼籐编织成一条绳状的鞭子，但那鞭子的尖端，却有一个像猫爪似的籐织小圆球。而这条籐织的鞭子，据说是浸过药水的，只要鞭子抽下去，就算肌肉坚实如铁，也要立即开花，而且势必会痛苦不堪。

据说自柯士甸任辅政司那时开始，一百年来，没有一个犯人可以一次挨得起三下这种“猫爪”的笞刑。即使是练过武功的硬汉，极其量只能挨两下，普通人一鞭就痛极不省人事的了。可见这种笞刑的酷烈。

当时柯士甸以为通过了《笞刑条例》就可以阻吓拐风和娼风。他诚恐人们不知道，还发出一张通告，在香港主要的街道上张贴公布周知。柯士甸加重笞刑对付拐匪的布告，全文如下：

“为出示布告事，照得近来香港及所属地方，诱掳拐带盗卖孩童之事，时有所闻，非严加惩治，不足以惩奸邪，用制定刑律一款，凡成立拐掳罪者，除适用本法规定刑罚外，得兼施用笞刑（妇犯除外）。倘有知情首告，或作线报，或出任指供，或引拿归案者，一经讯决定案者，即奖给赏金二十元。此布。奉督宪谕。辅政司柯士甸。香港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示。”

香港早期的政府公告，都是由翻译们用中文译成，而公告的形式，亦与当时满清官厅的公文程式相似，是以文中有“照得”及“此布”等字眼。从这份文件中，我们看得出，本港的笞刑，就是由柯士甸开始的。

由于笞刑不能施于妇女，而拐带男女儿童的行径，实际上多由三姑六婆之流出面活动，是以虽加重笞刑，亦不能戢止拐风。

当时不少有识之士，都指出社会风气如此败坏，实由那条《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所做成。因为该条例是借维持社会秩序为名，行开赌之实，如果不立即禁止赌博，任其立什么严刑峻法，也是无济于事的。但可惜执行麦当奴政策的柯士甸，对这些评论，充耳不闻。

当时伍廷芳是华人中反对开赌最力的一人，他联合西商会同人，上书港府，要求立即禁止赌博。西商会的请愿书，内容大意说：自公开赌博以来，本港商务大受影响。因为各江客商，通常是将土产运来香港出售之后，购回洋货运返内地。惟自从开赌以来，各江客商沽出土货之后，尽行将款输去，以致无法贩运洋货，影响洋货滞销，故请求政府立即禁赌。

可是麦当奴仍一意孤行，他叫柯士甸回复西商会，说商务并无重大影响，目前洋货滞销，是中国方面经济不景，与开赌无关。又说自开赌之后，社会秩序并无不妥之处。总之，依然是打官腔，继续执行开赌政策。

不料1867年7月23日，香港政府接到英国殖民地部的训令，说香港的娼妓问题，十分严重。因为很多驻港英军在调回英国之后，发现普遍都染上花柳病，故军部认为，香港的娼妓是传播花柳病毒的罪人，为了保护英国军人的健康计，必须设法管理娼妓。当时为解决事态，柯士甸亦与港督麦当奴想办法应付。

熟悉社会一般情况的人，都知道黄赌毒是连体共生的怪物，既然公开赌博，娼妓必然也跟着多起来。但是柯士甸却装做完全不知黄赌毒的相互关系，他不禁赌，却只想办法应付花柳病。

殖民地部的训令，既没有叫他禁赌，也未叫他禁娼，只是令他设法防止花柳病传染。因此，他和麦当奴只针对应付花柳病的传染这件事。

查本港在1857年11月已颁布《检验花柳传染病条例》，既然要对付这种传染病，最佳的办法就是加强这一条例。因此，在稍后时间，便重订这条条例，对于妓女，实行验身。

把花柳病看成是妓女原发性的病症，是早期很多海洋国家通行的观点，他们认为男人染花柳病，是由妓女传染而来的。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很多洁白无瑕的妓女，会从嫖客身上染上花柳病。重订的条例，规定妓女必须按时检查身体，如果验出有性病，就不准接客，直到医好为止，但却没有规定嫖客也要验身。

像这样的对付花柳传染病，当然不会收效，但柯士甸只当例行公事，不管是否有效，他和麦当奴全心全意照顾著那些摊馆，只要顶头上司不认为花柳传染病与开赌有关，天大的事情都可以想办法应付过去。

决意开赌的原因

麦当奴和柯士甸把开赌看得如此重要，那是有理由的。在当时，全年政费只是几十万元，而赌饷的收入，一年就有十万元，占总开支的八分之一左右，这是新开的税源，可以用这笔钱办很多事，故此他们全心全意维护开赌政策。

开赌一直维持到1870年，当时英国下议院已有很多议员攻击香港的开赌政策，麦当奴于4月请假返英，仍准备对来自国会这一股压力作最后反击，企图继续开赌，但他枉此一行。

原来1870年初，当任香港按察司史美尔在审讯多宗案件时，曾当庭指摘政府公开赌博引致犯罪纪录上升，其中多宗是赌馆典质赃物，又有劫匪和窃匪供出赃物押在赌馆内。这些资料，都被西商会集中起来，寄到英国去，作为攻击开赌政策的主要论据。

麦当奴返英时间很长，由1870年4月回去，到1871年1月还未回来，这期间由柯士甸代行一切政务。港人深信麦当奴不会回任，开赌政策会取消了。

但是每年的1月份是开投赌饷的时候，大家注目今年会不会再开投赌饷。不料1月13日，柯士甸再宣布开投是年的赌饷，令港人大为惊震。

1871年的全港赌饷，由何亚锡用显南行名义投得，每间赌馆出到15,800元的高价，比上年的13,300元，高出2,500元。合共十二家赌馆，合饷银189,600元，较最初的每年十万元，增加了89,600元。不过，这是最后的一次赌饷，因为反对开赌的浪潮，使在英国的麦当奴也无法招架。

1871年12月，麦当奴才回任，他回来时，就叫柯士甸发布通告，宣布明年1月20日，正式禁止赌博，亦即取消他的开赌政策。柯士甸于1872年1月30日，发出布告，说明禁赌的原因。他不说因港人强烈反对开赌促成，也不说开赌造成社会不安，反说开赌使社会治安改进，因此不必开赌了。告示如下：

“辅政司柯，为布告事，案奉总督令开禁止赌博。查本港地方前经政府核准承商领牌开设赌馆，其目的为防止警察索贿及制裁资匪免使滋蔓，四年以来，著有成效。外商仆役资窃雇主财物之事渐见减少，私赌亦久经绝迹，近来地方治安，社会秩序，均大有进步。故由本月二十日起，所有开赌牌照一律宣布取消。嗣后本港九龙及所属乡村地方一切大小赌博，悉行严密查禁。督宪现正筹商善法，务使所有赌博铲草除根，免人民重受其害⋯⋯示文内所谓赌博，其意义包括一切闱姓、白鸽票、花会及其他有彩之赌博。各宜凛遵毋违。特示。一八七二年一月卅日示。”

就这样，香港结束了公开赌博。柯士甸这张告示，充分发挥官样文章的天才。他不说开赌是错误政策，但他又说“免人民重受其害”，真是一篇绝妙的官样文章。

柯士甸道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在香港的发展史中，他对香港的贡献就是这几个项目，是否值得如此隆重纪念他，后人自有公论。

1867年时，从尖沙咀到界限街的一大片九龙半岛南部地区，都已划入香港版图。当时弥敦道正在开发，辟成马路，但还未铺上三合土，是一条宽阔的泥土马路。柯士甸道约在1871年左右开辟，当时还未命名。这条路在官涌炮台附近，该处有一条小涌流出海边，这条小涌就是官涌，此路是填平小涌的一部分筑成，建筑目的是为便利军队中的炮车出入。

原来，现时九龙公园整个小山岗，从前是英军的军营所在，在南九龙半岛未划入香港版图前，这个山是清兵的炮台及驻守地，名为官涌炮台。英军既驻守在该处，便要辟路以利军运。柯士甸道的开辟，主要是便利驻军运输。故此该路近弥敦道的一段，现时仍有一处路口通进九龙公园北面地区。这地区现时部分作为地下铁路的办事处，部分则作政府若干部门的办事处，称“柯士甸道政府合署”（编者注：即建于1971年的广东道政府合署，该合署已于2010年12月拆卸，旧址现建成港铁柯士甸站及其上盖物业。），其入口处正是从前通往军营的入口处。

香港的街道命名，多以在开发期间在任官员之名命名，但到正式命名时，该官员多已退休返国。

以上内容节选自鲁金所著《九龙街道故事》。

来源：橙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