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文藝發展——粵港兩地應取長補短、相互協作，共同前行

何威

摘要：大灣區發展早已有了清晰的定位和整體的規劃，但大灣區的粵港兩地情況並不相同，如何取長補短、相互協作，共同前行是本文探討的主題(僅探討文化藝術範疇)。本文將從香港的藝術發展狀況和新定位面臨的問題，延伸至大灣區背景下，粵港兩地如何互補優勢取長補短，共同促進大灣區的文化藝術發展。

大灣區發展的定位是對位於世界級的灣區建設。在所有世界級灣區中無一例外的是，除了在經濟方面的雄厚實力，更是在文化藝術方面也都擁有充滿活力的、豐富多彩的創意產業，因此大灣區建設同樣擔負的也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建設，而是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使命，終將建設成為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

大灣區區內每個城市的地理位置、發展基礎、人口結構、文化歷史等背景都不盡相同，如何在整體規劃下根據自己城市的特點、基礎及優勢將自己的發展建設實現最大效益化、功能不可取代化(長期發展的基礎)？全面認識自己城市是各個地區發展規劃專家們在局部與整體規劃中必不可少的重點考慮元素。用家居建築設計來比喻大灣區發展建設規劃：這個建築規劃包含了起居室、書房、客廳、健身/興趣房、廚房、陽台、花園、儲物室等多種類房室設計。各建築面積、各種配套設施、裝潢設計、用料都根據規劃因應不同功能、不同需求而有所差異，但整體設計，各個組成部分不論是功能還是風格則又要統一。其次，整體工程必須同時完工才能真正交付使用。同理，大灣區內各個城市的發展建設速度也不是完全相同，在建設規模、投資、設計、配套方面各有不同，但應在統一整體規劃下按清晰定位發展，且建設中互相協同呼應並同步發展。

本文以香港為切入點，探討香港城市文化藝術發展的歷程、在大灣區可以擔當的角色（具體定位），以及和大灣區在共同發展、同步建設上的互補協調。

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

和世界其他大灣區的區內相同文化圈不同，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成為世界不同文化互相碰撞最激烈的區域。因此，如何面對不同文化互相碰撞所帶來的各種挑戰是大灣區在發展建設中無法避開的問題。在「十四五」規劃下，香港被賦予一個新的更高的定位：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顯示了充分利用香港在這方面的經驗，對大灣區的發展建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正值2022年10月中旬是香港藝術發展局(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簡稱ADC)業界代表委員會的選舉，因此借這個契機先談一談香港藝術發展的狀況和香港新定位改變下(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所面臨的如何修正/優化政策的問題。

十九世紀中葉，由於當時的國家積弱致內憂外患不斷，使香港經歷了被英國管治長達百多年的歲月。在那段英治時期有不少英國洋行在香港設立，同時也吸引不少從事貿易業務的華人商家前來，因此香港從小漁村逐漸演變成為區內一個重要的海外貿易轉口港。在華南地區生活的人士也隨之到港謀生，他們主要在香港靠賣勞動力維生或經營各種小生意，尤其是餐飲業。由於在香港的華人得不到港英政府的幫助，在香港生活多無依無靠，於是分別以籍貫、姓氏和行業自行組織會館、宗親會和公會互相照應、調解糾紛等。所以香港早期存在的文化活動非常有限，且多由會館、宗親會舉辦的一些簡單的民間傳統活動組成。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期抗戰全面爆發，大量內地民眾為躲避戰火遷來香港，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藝工作者，他們給香港帶來了較高水準的內地文化，尤其在電影和文學方面。雖然中國的第一部電影誕生於香港(註1)，但實際上當時主要的電影市場並不在香港，而是在上海、哈爾濱和廣東地區。其中上海是中國電影興起的主要地區，集中了各種人才。而香港則在當時是中國電影主要融資的地區。二戰結束後，整個東南亞地區進入經濟恢復期，但中國內戰爆發，因此這個時期的中國電影市場逐漸轉去了華人大量居住的東南亞地區(確切地說主要是東南亞的海外華人市場)。而第二次大量遷來香港的內地民眾包括了不少經濟、文化界的精英，再次為香港帶來豐富的文化人才，兩次移民潮都對香港的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為香港開拓新的市場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香港在七十年代之前，許多電影導演、編劇、甚至演員都來自內地，國語片甚至比粵語片還盛行。隨着八十年代華語電影市場逐漸轉來香港本地，粵語片才逐漸替代國語片成為港產片的主流。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電影和內地電影從一開始不論從電影內容、從事人員還是電影的市場一直就是一個整體，只是在不同階段、環境下發展不同步而已。很多人擔心香港電影未來不再成為香港電影，我個人覺得是一種比較狹隘、短視的看法。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受益於內地的改革開放，香港成為中國內地和世界的進出口貿易中轉站，因此香港轉口貿易帶動香港整體經濟飛速發展。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娛樂業也迅速發展起來，投資娛樂業的資金愈來愈豐厚。因此香港的電影界、音樂界都迎來了其巔峰時刻。香港電影甚至成了亞洲第一大的電影生產基地和電影出口基地，被稱為東方好萊塢。50至70年代以國語流行歌曲及海外流行音樂為主的狀況逐漸發生了改變，粵語流行歌曲開始嶄露頭角。加上隨着日本商品大量進入香港市場，日本的流行歌曲也開始成為香港熱門改編歌曲而流行。電台和電視台開始舉辦歌曲比賽及流行歌曲排行榜，不僅推動了音樂界的發展，歌星跨入電影界或電視界成為所謂的「兩棲」或「三棲」明星，使得整個電影、電視及歌壇融為一體。因此，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港英政府仍然把本地文化藝術統統劃為娛樂界，採用不干預政策。

香港回歸之前，港英政府改變了不干預政策的做法，開始為所謂「後殖民時期」做準備，因此於1995年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香港法例第472章)成立香港藝術發展局（ADC）機構。藝術發展局是政府指定發展香港藝術的法定機構，其職權功能包括藝術項目資助、藝術發展政策及策劃、文化藝術推廣及發展等，並每年頒發「香港藝術發展獎」以肯定團體在文化藝術界取得的成績。縱觀藝術發展局27年的歷史，香港文化藝術發展在藝術項目資助、藝術發展政策及策劃、尤其是資助方面更加偏向西方文化項目，這和藝術發展局最初對文化藝術的政策定位有關。香港本地的藝術活動一直被視為本地的娛樂活動，不被視為具有高等級的、純粹的文化活動，因此對香港輸入海外尤其是西方的文化活動來提升本港的文化藝術檔次成了主要的資助方向。重金從歐美邀請知名的表演團體來港演出成了香港回歸前後主要的文藝舉措。演出的高額票價和相對狹窄的節目內容使得這類演出一直成為香港小眾的藝術活動，成為所謂「精英身份」的裝飾，因而和大眾需要的文化藝術活動形成巨大的反差。「文化沙漠」這個尷尬的稱謂因此而來。另一方面香港長期受藝術發展局資助的團體也多是擁有西方文化背景的團體，中國文化背景的團體幾乎申請不到任何資助。久而久之，文化資助的不公平造成香港中西文化藝術的分裂局面，形成各自的文化圈子，彼此間也無法互相往來。

2009年6月1日成立的「創意香港」辦公室增加和部分取代藝術發展局一部分的職能(專責推動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創意香港」隸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新設立為數3億元的「創意智優計劃」，並負責管理「電影發展基金」、「設計智優計劃」、「電影貸款保證基金」及「創意智優計劃」的行政工作。因此在2010年後，香港在創意產業方面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段，尤其是香港電影業在瀕臨崩潰之際有了起死回生的轉機，一直被詬病的電影人才後繼無人的情況得到了扭轉。目前雖未能恢復到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港產電影最輝煌的時代，但年輕的導演和製作人正在迅速地成熟起來。只要新的電影市場被拓展出來，相信香港電影依然能夠在東南亞乃至整個電影世界佔據一席之地。

在香港被賦予新定位成為「十四五」規劃下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後，香港於2022年重組成立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簡稱「文體旅遊局」)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決策局之一，涵蓋文化、藝術、體育、電影、創意產業及旅遊事務事宜。接管原本由民政事務局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負責的文娛康體、創意產業、傳媒及版權事務和藝術發展局以及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接掌電影、創意產業及旅遊事務。這在組織架構功能上算是一種整合優化。

香港由最早的娛樂業過渡到文化藝術，除了因應新環境而在政策上的改變外，也隨着香港文化藝術在其定位的改變也需在社會目標方面有所改變，借由之前的文化藝術改善整體社會的生活素質，並提升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這一方面香港做得有些滯後。而打造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前提是：對中西文化都具有一定的認識水準及對多元文化具備更加敏銳的、寬容的、客觀的、足夠了解的人才。這類人才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多，正如懂外語的人不少，能做翻譯的卻只是少數。因為這涉及對西方文化有多了解及對本國文化又有多深入的認識。香港的很多藝術界的工作者接受的只是殖民教育體系，他們從小到大接觸到的、感興趣的及生活、工作環境都只是單一的英美文化，看不到其他文化又鄙視本土文化，所以，他們對多元文化其實很陌生。然而，只有在多元比較模式下，眼界才有可能拓展得更寬，取長補短才成為可能，文化交流也才能更加有效益。畢竟文化交流最為重要的、也最為關鍵的是，文化交流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否則很容易變成單向文化灌輸。

香港是金融城市，不僅就業範疇非常窄，而且整個社會都非常的功利化。在「揾食艱難」下做藝術已經非常不容易，研究藝術方面就更是香港的短板。以電影為例，曾久負盛名的東方好萊塢成立電影學院是近幾年的事，電影學院研究生幾乎清一色是非香港學生。藝術學院及導師均非常匱乏，很多導師缺乏相應的理論知識，多根據自己在片場製作經驗積累所得。這又使得少數希望繼續深造的香港學生只能選擇出國留學。這些人才學成歸來，又很自然的僅僅成為西方文化的代言人。因此香港在文化藝術方面缺乏雙向的人才。正如上文提到的人才問題，香港培養了不少懂外語的人才，但能做翻譯的人才卻始終嚴重不足。也許，解決香港文化藝術人才不足還有待於未來大灣區文化藝術人才培訓及交流。長遠而言，高端的文化界人才不足是香港需要盡快彌補的地方，如此才有可能具備成為大灣區的文化交流中心的基礎。香港文化藝術長遠發展應以追求文化藝術的深度來替代舊式那種追求潮流、時髦性文化的習性，才能有效減少社會上對各種炒作性的偽藝術行為及作品的盲目追捧。取而代之的應是以經過歷史、時間沉澱過的文化藝術作品為社會接納的主流基礎，這個改變也終將使香港在藝術教育及訓練方面更具系統性和穩定性的發展空間。

香港在大灣區文化藝術發展中可擔當的角色

大灣區內有兩種不同的制度，三種不同的稅制，這在統一發展、有效管理上的複雜程度可謂前所未有。這既是困難卻也是潛在優勢所在。從互相借鑒、互相配合、互相支持至合作共贏，其實就是港澳地區實施「一國兩制」政策及其內在精髓所在。

香港特殊的歷史經歷使得它和廣東其他地區相比在人文方面頗為獨特。首先香港是個國際貿易往來頻繁的城市，來自不同國家的商人聚居在這裡，因而也帶來了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不同的文化差異性。人們不會對各種「奇裝異服」投以詫異的眼光，也不會對不同的生活習慣覺得格格不入，反而習慣了差異性的存在，因此香港對異類文化的包容性比大多數地區（包括歐美國家）都要來得寬容。從香港擁有全世界各種正宗的美食可見一斑。同時，儘管香港地區以廣東人為主，卻也有佔不小比例的內地其他省份的移民。不同省份的文化在香港地區不僅非常豐富也極為融洽。幾乎可以想像，香港地區在浸潤、包容、融合不同文化中的自然狀態就是未來大灣區內各種文化交融的理想狀態。這或許也是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下被賦予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原因。

其次，香港在文化藝術方面的行政管理經驗已非常成熟且基本對接世界級管理水準。在對文化藝術支持資源的管理方面(包含來自政府和民間)都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政府的資源支持主要針對城市，畢竟文化藝術是充實美化社會生活的內涵、其次好的文化包裝能夠增加地區的吸引力和競爭力。而民間的資源支持則不僅僅是為了公益，而是具有實實在在的商業價值。文化藝術代表了企業的品位、能力和社會地位的高低。因此企業不僅積極參與政府資助或不同文化機構舉辦的文化藝術活動，也對文化藝術方面的發展規劃、項目策劃乃至行政管理方面非常重視，不惜重金從世界各地聘請專業的藝術策劃、管理人才。

名目繁多的各類藝術活動以及相關配套服務，諸如廣告宣傳、文化介紹、文藝評論等等，使得香港流行文化的更替和對世界潮流的敏感性較高，也吸引了更多的市民關注並最終產生消費效益。例如每年一度的「法國五月」文化活動，就包括了介紹法國電影、文學、音樂舞蹈乃至法國美食、紅酒、時裝等等。除了法國領事館、法國文化機構為主導外，法國企業、香港企業和香港特區政府均參與協辦。

此外。意大利、德國也在香港有長期、定期的文藝活動，諸如電影放映、音樂會、文學詩歌、文化展覽等等，一般由駐港文化協會策劃舉辦。當然在規模和內容的豐富層面上都不及法國。我曾多年前為《東方文化》雜誌撰寫過一篇談歌德學院(德國文化中心)文化推廣策略的文章。探討西方在海外推廣文化的策略。這類小型但多元的文化活動不僅點綴了城市的文化生活，也在文化交流、經濟貿易等諸多方面產生正面的效益。與之相較，中國內地文化活動在香港舉辦的卻不多(尤其是在2020年前)且很單一，反而大多是香港民間社團自己舉辦的一些傳統文化藝術項目。但礙於有限的人力物力，這類活動的效益或是影響力往往不盡人意。目前這一狀況正在改善中，得益於中國文聯香港分會的成立，以及中國文化藝術發展基金可以「過河」來到香港支持傳統文化活動。中國文聯香港分會一個被國家認可進而被香港特區政府認可的文化藝術代表團體改變了香港文藝界長期僵化的格局，將成為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最重要的一塊基石。

香港作為一個長期從事國際貿易的地區，在外語使用方面的人才，對西方文化了解、交流經驗方面相對比較全面和熟悉。儘管在雙向交流和多元文化了解廣度以及深度方面有欠缺和不足，但還是具有一定交流的基礎。畢竟在人才的培養方面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尤其是短時間需要大量人才的時候。前文提及的翻譯級別的高級人才畢竟只能是少數。香港絕大多數學校都採用雙語教學，因此香港學生去海外留學時在語言轉換、學業銜接上花費的時間比較短。因此，對於一般的溝通交流並沒有太大的困難。香港需要補上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藝術方面的認識，這需要強化內地和香港在這方面的合作和互相培訓，加速全面提升這方面的人才。唯有盡早開始才有可能做到一定數量上的人才累積與儲備以應對大灣區的高速發展。

綜合上述，香港能夠勝任的角色首先應該是文化藝術交流服務型（項目策劃、行政管理等）和輔助性（參與各類藝術活動的相關配套服務）的角色。

兩地應積極互動/配合的具體空間

但凡合作，除了共同的志向和目標外，具體優先考慮的應該是兩地共同利益最大化、合作效率最大化及成本支出最低化。兩地長期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在大灣區規劃設計已做了充分考慮，而短期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則涉及了合作項目的優先次序問題。這就牽連了後兩個問題需一併考慮，即合作效率最大化/優化、成本支出最低化。哪些項目最易達成預期目標？容許我以大灣區影視發展項目作為例子來說明(因工作關係而較為關注)。

香港電影在世界電影中有着不小的知名度，這不僅僅是因為香港電影的獨特魅力，也因為香港電影廣闊的市場發行能力。這個發行市場不僅僅在華語地區，更在整個南亞和東亞，甚至南美洲和東歐地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香港電影的海外(內地市場除外)票房下挫估計超過八成。加上盜版的猖獗和互聯網新科技帶來的衝擊，而同時香港電影的本土市場又不足以再支撐香港本土電影製作日益增加的巨大成本，因此香港電影產量大幅萎縮，從每年拍攝近500部影片跌至不足50部影片。而內地市場的崛起使得合拍片日漸成為具有經濟效益的製作模式，CEPA協定的簽署使得香港電影從死亡的邊緣重新獲得了生機。

但合拍片始終是少數，不可能完全成為港產片的替代市場。因此大灣區的影視發展規劃自然吸引了香港電影界極大關注，未來大灣區電影可能會是香港電影的轉捩點嗎？在過去幾年關於大灣區影視發展的兩地研討會上，就香港電影如何進入大灣區的各種可能性有了非常多的探討。聽到最多的訴求當然是開放大灣區影視市場給香港電影，因為廣東是中國電影最大的票倉。大家似乎都認為既然粵語地區是貢獻票房最多的地區，大灣區的電影市場便足以救活香港本土電影。但仔細考慮一下，便知這並不是最優化的選擇。我們不妨仍從兩地共同利益最大化、合作效率最大化及成本支出最低化三個方面來看。

大灣區影視市場發展對兩地共同利益最大化應該是可長期持續發展的、可不斷拓展影響力的發展途徑。解決香港(合拍電影以外的)本土電影市場狹小問題只是一個短視及非根源性的解決方法。我認為如果僅僅是開放一個影視市場，結果很可能使大灣區電影成為第二波次的地方性合拍電影，那其效益性肯定比現在的合拍片要差，因為市場更小了。同時也還面臨和第一波次合拍片的競爭。大灣區電影若是僅循舊合拍片的形式，唯一的好處也僅是可以最大程度保有香港電影的「港味」模式(因為粵式文化基礎相同)。也正因如此，港產電影的未來定位和使命不僅對港產電影本身也對大灣區電影的發展至關重要。

如果順沿電影研究學理的脈絡去看，大多數研究是從電影的起點(即歷史發生學)和電影的形態學(表現內容、結構、手法、影響等等)去着手。前者注重的是電影製作的地點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條件)，所以，電影在哪兒製作就比較重要。後者因為側重影片的影響力，故而跳出了製作地點、投資一類的考慮，更在於電影所表現出的文化特質和價值觀。隨着電影製作、發行逐漸國際化，單一地區製作的電影模式亦被跨地區、跨文化市場、跨創作/製作人員所取代。我認為應該跳出電影起點的思維框架，更應該去注重電影所表現出的文化特質和價值觀。換句話說，即港產電影(中國電影的一個組成部分)應成為大灣區電影/粵式文化的一個代表；而未來的大灣區電影/粵式文化代表又應該是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文化代表之一，不用拘泥於製作地點。

從合作效率最大化來看，大灣區目前存在兩種制度、三種稅務體系，如何能最大化合理解決兩地合作雙方的需求似乎也不是一夜之間能夠完成的事情，兩地的磨合期不會太短。從成本支出最低化來看，大灣區最具電影製作能力的城市僅香港、廣州和深圳。前者的規模已大大的萎縮，後者規模則非常有限，無論從製作人才，還是製作數量均遠不及北京和上海。因此在小批量製作、市場尚未開拓的狀況下，風險和成本都會比較高。

所以，我個人覺得較為可行的解決方法應該是：首先應着眼於兩地的共同優勢之處，即聚焦廣東文化的特點和粵式文化中已具有海外影響力的代表性文化品牌作為基礎來共同建立大灣區文化品牌。這在文化市場(兩地甚至東南亞及北美)共用方面已有很好的市場基礎，無疑在拓展對外交流方面也會明顯取得優勢和更好的效益。

在影視方面具體的做法建議優先發展紀錄片(註2)。其原因首先在於：建立文化品牌的關鍵是建立文化認同，大灣區的品牌建立同樣也離不開大灣區粵式文化的認同(不僅僅是指大灣區區域本身，也是指全國及海外)。通過紀錄片不僅可以推廣大灣區本地文化、也有助於建立文化自信、更對當地產生衍生作用(傳播產業走出地域的限制)，因此紀錄片對大灣區未來文化交流和推廣可起到重要作用。電影是建立共同價值觀最好的媒介，而紀錄片是文化認同的最好媒介。前者通過故事讓人接受思想，後者通過理性思考深入的介紹非表面化的、非直觀性的人文社會。在大灣區文藝傳播的建構中，要充分了解西方世界的文化特性，以多樣性提升西方普通受眾認受最大化。目前官方的宣傳片是起不到紀錄片的替代作用，因為這需要從民間的角度去說服西方的民眾。讓生活在西方文化下的人群認識、理解並最終接受中國的價值觀和文化理念。而這是大灣區在未來文化交流中即將面對的挑戰。

其次，紀錄片不對目前的合拍片市場造成競爭及資源擠兌的情況，相反是一種從容式的拓展：這不僅在未來故事題材、內容上，也在文化了解及深度挖掘方面。其在培養電影人才、在建立影視工業基礎方面都具有較低的風險、較高的合作效率帶來的好處。同時，由於紀錄片的製作、發行方式多屬於民間和在電視、互聯網上，在不同社會制度及不同稅務體系下相對容易達成協調。最後，紀錄片在記錄歷史、人類社會思想和充分認識世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確引導紀錄片製作在民間的發展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華文化推廣乃至世界話語權方面發揮巨大的潛在功用。

註釋1：1913年由黎北海導演、黎民偉編劇兼反串飾演莊子妻的《莊子試妻》為香港/中國第一部電影。

註釋2：大灣區的影視發展對香港電影的影響，部分內容摘錄自亞洲電影研究會「回歸25周年香港電影研究」發言稿《輝煌歲月，美好未來》；紀錄片在大灣區的作用，部分內容摘錄自「首屆粵港澳大灣區文藝創新論壇」論文《紀錄片在增進地區文化推廣與交流、提升話語權方面的實踐價值》。上述兩文皆為本文作者撰寫。

(本文原刊《中國藝術報》，作者何威是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主席、香港影評人協會榮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