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樹宏：秦漢以來嶺南文化對中華文明的六大貢獻初探

撰文：丘樹宏

“廣東是文化沙漠”。

“廣東人沒文化”。

這種說法好像已經有三十年了。

對於這個說法，有人不屑，有人不忿，當然更多的人，是從來就不去思考它、不去理會它。

本人認為，不屑、不忿、不管，似乎都不妥。最好的辦法，是廣東人自己要了解自己的文化，要發掘自己的文化，要宣傳自己的文化，更要好好傳承和弘揚自己的文化。當前，中華文明溯源這一國家級重大文化工程盛大開啟，就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絕好機遇。

我不是歷史學家，不敢從學術的角度來講廣東的文化，只能從感性方向，以類似隨筆的形式談談個人對於廣東文化的理解和看法。

從下面開始，我需要將“廣東”和“嶺南”兩個概念交換著來敘述了。

在我看來，自公元前214年秦朝統一嶺南開始至今，嶺南文化對中華文明有過六大貢獻，分別是：以趙佗文化為代表的海洋文化貢獻；以六祖文化為代表的佛教文化貢獻；以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為代表的族群文化貢獻；以孫中山文化為代表的近代文化貢獻；以中共紅色文化為代表的現代文化貢獻；以改革開放文化為代表的當代文化貢獻。

以趙佗文化為代表的海洋文化貢獻——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任囂為主將、趙佗為副將，統一了南越。任囂擔任南海郡尉，趙佗為龍川縣令。不久，任囂病重而歿，其時秦二世當政，中原動亂，任囂委托趙佗接任南海郡，並交代趙佗自立為王，以保住嶺南不受戰火塗炭。趙佗實行“和輯百越”，將南越治理得很好，為漢朝保住和提供了一方偌大的疆土。

本人從2015年開始關注趙佗，並開始趙佗題材的文藝創作。我在2016年主創並於2016年的大型交響史詩《南越王趙佗》中，是用這三句話評價趙佗的：中華統一英雄、嶺南人文始祖、海上絲路先驅。

趙佗作為中華統一英雄、嶺南人文始祖，本身就是對中華文明的一種大貢獻，但在本文，我們主要還是闡述趙佗是“海上絲路先驅”這一句。

趙佗在傳播中原文化的同時，又將異域文化和海洋文化、航海技術等帶進嶺南，從另一端即海上絲綢之路開啟了嶺南文明。

史書上記載海上絲路起始於漢代，可以推斷趙佗很早就已經與異域有了交往，西漢南越國第二代王趙眜墓的發掘，其所出土的大量的異域文物，更印證了上述的看法。

更為可貴的是，趙佗還吸納了許多的海洋文明並多方面影響了中原傳統的中華文化。這些都表明了很可能海上絲綢之路，並不是漢武帝時期形成的，是在南越王趙佗時期便已經開辟了。

南越王趙佗成為中華統一英雄、嶺南人文始祖、海上絲路先驅，真可謂煌煌後土，赫赫功績，文昌武運，源遠流長。趙佗統治的南越漢代盛世時期，中國與歐洲的羅馬帝國並列，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強國。

如此，趙佗是中華統一英雄、嶺南人文始祖、海上絲路先驅的定位，趙佗這個歷史人物和趙佗文化的意義和作用，就不能從一般的層面去認識和對待了。趙佗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人物，它更是一種文化，是一種文化遺產。

正因為有了趙佗文化，使得嶺南地區在整個中華的版圖中，在整個中華的文明史中，有了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其一，從秦代開始，尤其是漢代之後，整個嶺南完全成為了中國不可分割的疆土；

其二，嶺南文化以其獨特的內涵成為中華文明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她極大地補充和完善了中華文化；

其三，嶺南以其面向海洋的特殊地理位置成為中國與海外聯系融通的重要通道和前沿。

正因為如此，嶺南在幾千年的中華歷史中，在以下三個歷史階段顯現出無可替代而重要的作用。

一是從秦代到清代，中國對嶺南的開放與封閉，是整個中國的發展的關鍵和縮影；

二是一百多年前，嶺南、尤其是廣東成為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文化的搖籃；

三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窗口和先行地。

由此可見，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和評價嶺南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嶺南文化的核心是珠江文化，也就是俗話說的“鹹淡水文化”，而珠江，則是中華民族一條與長江、黃河一樣偉大的母親河。這裡面的文明鼻祖，也應該是趙佗。重新認識趙佗，也就是重新認識嶺南；重新審視趙佗文化，也就是重新審視嶺南文化。

因此，趙佗和趙佗文化必須站在廣東省，乃至全國的高度來認識、來做。

以六祖文化為代表的佛教文化貢獻——

趙佗逝世後的七百多年之後，嶺南又出現了一個重要人物——六祖惠能。六祖惠能大師（公元638——713年），俗姓盧，與趙佗一樣祖籍河北，範陽人，是名門望族“範陽盧氏”之後，惠能父親名行瑫，武德年間被貶官，後舉家遷居到嶺南新州。父親早亡，家境貧困，惠能以賣柴奉養母親。24歲聞《金剛經》開悟而辭母北上湖北黃梅謁五祖弘忍，以一首“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法偈得五祖認可，夜授《金剛經》，密傳禪宗衣缽信物，為第六代祖 。

六祖惠能大倡頓悟法門，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他用通俗簡易的修持方法，取代繁瑣的義學，形成了影響久遠的南宗禪，成為中國禪宗的主流 。六祖惠能的思想，集中體現於《六祖法寶壇經》。

惠能禪學思想的主要特點是“識心見性”和“頓悟成佛”。前者是他的心性本體論，說明“心”、“性”是眾生成佛的依據：後者是他的宗教修行方法論，提出宗教修行的原則和方法。

首先，惠能認為，人的“心”，“性”即為佛性，因此，“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他說，人的本性是清淨無染的，“人性本淨”；“但能離相，性體清淨”；“自性常清淨”。他所謂的清淨，是指那種除去了煩惱，痴迷染污而達至的純真、清潔、寂靜的狀態。既然惠能在心性論上提自性本自具足，那麼，在修行方法論上必然是“自悟自修”、“不假外求”。他說：“善知識，見自性自淨，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救世度人須自修”。要覺悟解脫，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主體自身用功夫，而不能遺其內而執其外。“自性心地以智慧觀照，內外明澈，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是解脫”；“聞其頓教，不假外修，但於自心，令自本性常起正見，煩惱塵勞眾生，當時盡悟”。同時，在提倡“自悟自修”的大前提下，惠能還提出了一些具體的修行方法。

第一、無念為宗。他說：“我此法門，從上以來，頓漸皆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悟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無念者，見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處，不著一切處。”

第二、定慧等學。惠能反對以前禪法中割裂定、慧的做法，主張定慧一致，他說：“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別。定慧體一不二，即定是慧體，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這種“定慧等”的主張，實際上是抬高慧而貶低舊有意義上的禪定，提倡一種活潑的、不拘形式的、自由自在的新禪法。

第三、頓悟成佛。惠能的新禪法就是─頓悟成佛，就是“明心見性”。“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故知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前念迷即凡，後念悟即佛”，強調只要一念覺悟，即可頓入佛地。

總之，惠能南宗禪的顯著特點就是禪與般若的一體不二，“識心見性”就是體認人和事物本來面目，而事物的本來面目，就是實相般若；“頓悟成佛”也還是頓現菩提般若之智，在這裡，參禪就是求證般若實相，實相般若就是禪悟，般若就是禪的精髓所在。

1958年8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上講話時對與會者介紹說：唐朝佛教《六祖壇經》記載，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識字，很有學問，在廣東傳經，主張一切皆空。這是徹底的唯心論，但他突出了主觀能動性。

毛澤東還談到過惠能的思想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說，惠能主張佛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之學，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易化，一方面也使從印度傳入的佛教中國化。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孫中山也說過， 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佐科學之偏。他所說的佛教內容，自然包含了六組惠能。

唐憲宗謚號六祖惠能為大鑒禪師。

惠能將佛教中國化、民間化，以一種六祖文化為中國以至世界的佛教文化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可謂居功至偉。

以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為代表的族群文化貢獻——

以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形成的族群文化，是嶺南文化的一朵奇葩，也是中華文明中一個獨特的文化現像，在人類文明中也有一定地位。

廣府文化即廣府民系的文化，是粵語地區之中的一個地域文化，指廣東珠三角廣府地區使用粵方言的漢族居民的文化，範圍是以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為中心以及周邊的粵西、粵北部分地區。粵語地區的地域文化還包括廣東粵西地區的高涼文化和廣西地區的桂系文化。廣府文化形成於廣州府地區，又流行於廣東、香港、澳門、廣西東南部以及海外粵語華人社區。

廣府人主要自唐宋時期經粵北南雄珠璣巷遷入，因此珠璣巷被稱為廣府人的祖居之地。廣州府自設立以來，經濟發達、商貿繁榮、文教鼎盛，是廣府文化的核心地帶和興盛之地，一直處於廣東省的領先地位。廣府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屬於嶺南文化，由中原與江南移民文化所形成，傳承了中原漢文化的精髓，在嶺南文化中影響最大，在各個領域中常被作為廣東漢文化的代表。廣府文化的代表有“廣東音樂”、“粵菜”、“醒獅”、“廣繡”、“廣彩”、“廣雕”、“嶺南畫派”、“鑊耳屋”、“嶺南園林”、“粵劇”、“粵曲”等等。

客家文化是指客家人共同創造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總和，是客家人聚集地長期形成的獨特風格的文化。其構成要素主要包括客家方言、客家民俗、客家民居、客家山歌、戲劇、客家流行音樂、客家諺語、客家童謠、客家民歌、客家人物、客家山水、客家詩文、客家歷史、客家飲食、客家家規族訓、客家武術、客家名人事跡、海內外客家分布等多方面。

客家文化是客家族群認同的紐帶，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客家文化有古漢文化活化石之譽，源自中原漢人南遷時自身所保留的唐宋時期的華夏文化和中原文化，完整保持了漢族人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基因。 一方面，保留了中原文化主流特征，崇尚華夏正統文化，詩禮傳家；另一方面，又善於從當地少數民族中汲取養分，容納了所在地民族的文化精華。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質是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質。客家學是當今世界的一門顯學。

潮汕文化，隸屬於嶺南文化，廣東三大文化之一。是漢文化的子文化，是古中原文化的遺存，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歷代傳承過程中不斷發展而形成的漢文化。

潮汕文化是潮汕人（潮汕民系）創造的文化，有中外文化兼容的特點，特征是以海洋文化為主。 潮汕文化發源並流行於廣東省潮汕地區（汕頭、潮州、揭陽），還有說法指潮汕地區還包括了汕尾。和梅州市的豐順縣湯南、留隍兩鎮。潮汕文化既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又帶有中原文化的某些特點，貫穿於潮人整個社會生活之中。以潮汕英歌舞、工夫茶、潮汕飲食、潮汕商幫文化、潮汕善堂、潮汕祠堂，潮汕方言、潮繡、潮劇、潮樂、潮汕工藝、潮汕木雕、潮州大鑼鼓、潮汕民居，以及僑批等為代表的潮汕文化影響深遠。

廣府、客家和潮汕族群還衍生除了一個特殊的群體：華僑，華僑文化既是嶺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為中華文明增添了新的元素。

除此之外，廣東還有一部分人口比較少的雷州、疍家、畬族等群體。

廣府族群的人文特點是務實、樂觀、開放、兼容；客家族群則體現在尊師重教、誠實自強，潮汕族群是拼搏冒險、精誠團結。他們共同的特色是既有最傳統的中華文化，又有敢為天下先的海洋文化，並將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嶄新的“鹹淡水文化”，也就是珠江文化。長江、黃河是中華民族偉大的母親河，但僅僅這樣說是不夠的，珠江也同樣是中華民族偉大的母親河，只有將長江、黃河文化，加上珠江文化，當然還要加上其他子文化，才是完整的中華文明。

以孫中山文化為代表的近代文化貢獻——

六祖惠能逝世過去一千一百多年，來到20世紀初，嶺南再出現了一位偉人。他就是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於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名文，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是中國國民黨的締造者，三民主義的倡導者，創立了《五權憲法》。他首舉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兩千年封建帝制”。

孫中山年輕時原在香港學醫，並成為西醫醫師。鴉片戰爭後，孫中山目睹中華民族有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危險，決定拋棄“醫人生涯”，進行“醫國事業”。孫中山早期受鄭觀應的改良思想影響，更在海外學習了西方的先進思想，從而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敗，經過無數次的浴血奮戰，終於通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孫中山著有《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等，一生倡導博愛、天下為公，影響巨大。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孫中山誕辰150周年大會上說，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

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用“三個偉大”評價孫中山先生，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的崇高地位。“三個偉大”其實也是延續著從毛澤東開始，到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領導人代表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的高度評價，包括黨的十五大第一次用了“二十世紀的三大偉人孫中山、毛澤東和鄧小平”這樣的表述。

此外，毛澤東和習近平這兩代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都用了同樣的句式“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來論述孫中山。這是從文化的角度評價孫中山的，但它與政治上的評價同樣重要。可以說，有政治上的評價，加上文化上的評價，才是對孫中山的全面評價，我們才能真正看到和了解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孫中山。

“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論述，首先從文化的維度補充和完善了孫中山的形像及其作用，或者說是從更高的層面提升了孫中山的重要地位，這樣也就為如何進一步研究孫中山，更好地發掘、傳承和弘揚孫中山的思想和精神，更好地利用孫中山及其思想、精神為現實和未來服務，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開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這，就是“孫中山文化”。中央和國務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指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揚孫中山文化資源”。

孫中山既是一個政治符號，也是一個精神符號、文化符號，孫中山既為我們留下了重要的政治遺產，也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和文化遺產。為此，“孫中山文化”這個嶄新的概念才應運而生。

“孫中山文化”應該包括孫中山的政治思想與理論體系、經濟思想與社會主張、軍事思想與戰略戰術，以及以上三個方面所蘊含的文化元素，更包括孫中山的文化思想、文化成果和人文遺產。“孫中山文化”的特質是，它是中國近代文化的靈魂，既領導和印證了近代中國甚至世界的文明進程，還將繼續印證和引領當代中國和世界的文明走向。前者是它的歷史意義，後者是它的現實意義和未來意義，具有厚重的世界性、人類性價值。

“孫中山文化”概念的提出，其可貴之處是，走出了原有的紀念、研究的各種局限，一定程度上跳出了純政治的框框，回到了其應有的人文本原，更豐富了內涵、擴展了外延，是一種極具價值的深化和提升。它的提出，將積極推動我們走出一直以來將孫中山純政治符號化的僵化認識和誤區，進而從人文和“大文化”的角度活化對孫中山資源的開發利用，轉而從政治紀念、學術研究、文藝創作、產業利用等方面全方位地開展工作。

“孫中山文化”，是對“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最好的詮釋和行動。

以孫中山文化為代表的嶺南近代文化貢獻，首先突出地體現在南宋紹興二十二年建立的香山縣。可以說，香山縣是中國近代史和近代文化的搖籃，她搖出了孫中山這一偉大人物，搖出了一支偉大的隊伍，包括鄭觀應、容閎、唐廷樞，還有紅色四傑蘇兆征、楊殷、楊匏安、林偉民，以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商業、軍事等一大批名人，搖出了偉大的思想，包括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振興中華、天下為公、建國方略，鄭觀應《盛世危言》的商戰思想、容閎的留學主張，等等。香山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座高山。

其次，以孫中山文化為代表的嶺南近代文化貢獻，還集中地體現在廣州這座英雄的城市上。廣州是中國近代史、辛亥革命的先行地。孫中山最早的革命行動，最早策劃組織的起義和暴動，都發生在廣州以及周邊地區。孫中山策劃組織的北伐戰爭，廣州就是大本營。香港、澳門同樣是中國近代革命的重要基地。

當然，作為近代史的嶺南文化貢獻，我們還可以適當溯源到嶺南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

以上，都使得以孫中山文化為代表的嶺南近代文化對推翻封建帝制、走向共和、走向民主、振興中華，以至後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都起到了重要的肇起發軔、承上啟下、弘揚光大的歷史性作用。

以中共紅色文化為代表的現代文化貢獻——

從辛亥革命前後開始，廣東就是中國紅色革命的策源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廣東更成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聖地。

1921年春，廣州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廣東成為國內最早建立中共黨組織的六個地區之一。1923年4月，中共中央從上海遷駐廣州，並在廣州召開了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的國共合作方針。在國共合作的旗幟下，廣東成為中國大革命的策源地，工農運動隨之風起雲湧。蘇兆征、楊殷、林偉民等共產黨人領導的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堅持16個月之久，是中國工運史上空前的、國際工運史上罕見的一場政治大罷工。彭湃等人領導的海陸豐農民運動，成為中國農民運動的先聲。共產黨人參加的兩次東征，促進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統一。在從廣東啟程的北伐戰爭中，共產黨人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大革命失敗後，中共在廣東領導了夏季討蔣起義、廣州起義、年關暴動等一系列聲勢浩大的工農武裝起義，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武裝割據，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創建了海陸豐、瓊崖、東江革命根據地。在嚴酷的反“圍剿”鬥爭中，相繼誕生紅二師、紅四師、瓊崖紅軍獨立師、紅十一軍。粵東北中央紅色交通線，成為連接上海黨中央與中央蘇區的橋梁。包括梅州全域以及南雄、饒平、龍川等縣（市、區）在內的粵東北地區成為中央蘇區的南方戰略屏障和戰略緩衝地帶。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紅軍長征過境粵北，廣東成為中央紅軍長征“萬裡征途第一站”。抗日戰爭爆發後，廣東黨組織高舉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偉大旗幟，領導廣東人民開展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發展東江縱隊、珠江縱隊、瓊崖獨立縱隊、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創建了敵後抗日根據地，殲滅和牽制了大量華南地區日偽軍，華南敵後抗日戰場成為全國三大敵後抗日戰場之一。解放戰爭爆發後，廣東黨組織先後開辟7大塊游擊根據地，成立了粵贛湘邊縱隊、閩粵贛邊縱隊、瓊崖縱隊等7支人民解放武裝。1949年10月，在廣東黨組織的配合下，人民解放軍發起解放廣東之役，勝利的旗幟很快插遍了祖國南疆。廣東23年武裝鬥爭實踐，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廣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較早、影響廣泛深入的地區之一。廣東是近代工業的誕生地、工人運動的始發地以及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策源地，這為馬克思主義在廣東的較早傳播准備了物質基礎和人文環境。廣東誕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成果。大革命時期黨在廣東探討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楊匏安在華南最早推介馬克思主義，陳獨秀在廣東把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於廣東黨組織的創建。1923至1926年間，毛澤東曾三下廣州，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深入探討中國的基本國情，對中國革命的特點及其道路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對統一戰線思想、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農民問題等初步論述，於1925年12月在廣州發表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該文後來作為《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的開篇之作，成為了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的奠基石。

廣東黨組織在不斷探索中堅持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廣東革命、建設實踐相結合。大革命失敗後，廣東黨組織堅持從實際出發，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八七會議後，廣東黨組織發動的廣州起義，從理論和實踐上對中國共產黨探索革命的新道路，作了有益的嘗試。在革命低潮時期，廣東的共產黨人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情不減，出現了眾多的“讀書會”“學習小組”。在抗日戰爭時期，廣東黨組織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國內主要矛盾，深入思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敵後根據地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等問題，創建了東江、瓊崖等抗日根據地，用“槍杆子”譜寫了敵後抗戰的詩篇。在解放戰爭時期，廣東黨組織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戰爭中的戰略策略問題，以開展游擊戰爭的方式有力地配合了全國解放戰爭的步伐。

由此可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廣東是大革命的策源地、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鬥爭的重要發源地之一、中國共產黨探索革命道路的核心區域之一。

以改革開放文化為代表的當代文化貢獻——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廣東走出了一條富有時代特征、中國特色、廣東特點的發展道路，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地、實驗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廣東創造性地運用中央賦予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創辦深圳、珠海、汕頭經濟特區，對經濟體制大膽改革，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率先開展了以市場為取向、以搞活流通和價格改革為突破口的經濟體制改革，大力開展農業經營體制和國營工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創新，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和股份制試點，較好發揮了“試驗田”作用，創造了眾多的“全國第一”。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廣東以20年趕上亞洲“四小龍”為目標，掀起了新一輪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發展的熱潮，在全國率先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7年黨的十五大後，廣東積極增創新優勢，全面實施外向帶動、科教興粵、可持續發展三大發展戰略，推進了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兩個根本轉變，綜合經濟實力躍上新台階。　　2002年黨的十六大後，廣東抓住機遇，率先邁出探索科學發展道路的步伐，加快新型工業化建設，實施“雙轉移”戰略，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爭當科學發展排頭兵。改革開放風雲激蕩，南粵大地生機勃勃，推動廣東在許多方面實現歷史性飛躍。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來，廣東在推進高質量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立定時代潮頭，改革開放再出發。廣東以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統攬工作全局，貫徹新發展理念，以全面深化改革為鮮明導向，全力推動各領域改革取得新突破，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力推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重塑發展新優勢，書寫了廣東高質量發展新篇章；大力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舉全省之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大力推進南沙、前海、橫琴三大自貿片區建設，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開放包容特質；組織實施三大攻堅戰，以雷霆萬鈞之勢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統籌推進教育、文化、生態、法治建設，加強民生保障，為全國打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貢獻了廣東力量，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2018年，廣東省委作出“1+1+9”工作部署，奮力開創了新時代廣東各項工作新局面。至2020年，廣東地區生產總值超11萬億元，連續32年居全國首位；全面完成精准脫貧攻堅任務，全省161.5萬相對貧困人口和2277個相對貧困村全部達到脫貧出列標准。隨著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廣東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征程。

廣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創新的沃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廣東自始至終擔當了試驗田和排頭兵角色。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廣東率先在企業管理、價格、財政、基建投資、股份制、金融、外貿等方面進行了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廣東“先行一步”的生動實踐和豐富經驗，深化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探索。偉大的實踐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每當廣東改革發展進入關鍵階段，黨和國家領導人總是親臨廣東視察指導，總結經驗，推動創新理論。1992年鄧小平視察廣東的南方談話成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裡程碑。當廣東改革開放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時，江澤民提出了“增創新優勢”的要求，並於2000年春天親臨廣東指導工作，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廣東社會主義現代化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2003年非典暴發期間，胡錦濤要求廣東“加快發展、率先發展、協調發展”，促進了科學發展觀的形成。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廣東按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進方向和正確路徑，結合廣東改革發展的實際，實事求是，敢闖敢試，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新提供了豐厚養料和素材。

廣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實踐地。黨的十八大後，習近平總書記先後三次視察廣東，四次對廣東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三個定位、兩個率先”“四個堅持、三個支撐、兩個走在全國前列”“四個走在全國前列、當好兩個重要窗口”等目標要求，對廣東發展寄予殷切期望。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工作的重要論述層層遞進，其核心一直沒有離開“引領發展”這個主題，為廣東擔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實踐地提供了理論指引和精神支撐。偉大的思想需要良好的試驗田去培育壯大。廣東具有擔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踐先行地的現實優勢和歷史積澱。2012年以來，廣東先後承擔中央改革試點任務達113項，38項改革創新經驗在全國復制推廣。這些創新成果不僅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供了豐富的現實依據和實踐養分，而且印證了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真理性和科學性。

近年來，中央、國務院擘畫粵港澳大灣區、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建設，推動橫琴、前海兩個合作區建設，更推動廣東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繼續走在全國前列、創造新的輝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這樣說：秦漢以來嶺南文化對中華文明的六大貢獻，有力地駁斥了“廣東人沒文化”的論調，全面地證明了廣東不僅不是“文化沙漠”，而且是有“大文化”、對中華文明有“大貢獻”。嶺南文化是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而又獨特的組成部分，在海洋文化、開放文化方面還走在了全國的前面，做出的貢獻最早、最大，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和靈魂所在，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理想追求所在，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所在。因此，在中華文明溯源這一國家級重大文化工程中，積極發掘、重新審視和評價嶺南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顯得至關重要。它對於廣東正史清源、建設文化強省、堅定廣東文化自信，對於建設文化強國、豐富和發展中華文明，提升國家文化自信，都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現實意義和未來意義。

作者簡介：

丘樹宏：中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廣東省政府文史館館員、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山市政協原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

來源：華人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