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專訪│文化史家鄭培凱談蘇軾：並非天生的樂觀主義者
劉秋香
(香港文聯網編者按：本文是湖南省內發行量最大的都市報《瀟湘晨報》記者劉秋香為該報撰寫的主題性深度專訪，身兼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主席的文化史家鄭培凱教授在訪問中分享了他在三年疫情期間研讀北宋文學家蘇軾詩文的體悟，以及如何從蘇軾波折激盪的生平受到啟發，內容兼具知性和哲理，值得細味。)
2020年到2022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鄭培凱悶在家中整整三年，親友不敢接觸，哪裡也去不成，他將這段經歷稱為「坐瘟疫監」。其間，他的心情跟絕大多數人一樣，鬱悶之極。
最終，是蘇軾的詩文療愈了他。鄭培凱把蘇軾的詩文來回重讀了好幾遍，並將它們作為自己書法習作的主要對象。蘇軾所經歷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樂、生離死別再一次在鄭培凱面前一一呈現。「細讀蘇軾詩文，讓我感到這次疫癘帶來的悲情，實在只是個人生命體驗的小巫，而東坡先生一生波折激盪，超越困厄苦難，上升到豁達的心境，則反映了性靈體悟的能動性，蘊含生命意義的重大啟發。」鄭培凱說。
就這樣，鄭培凱邊讀邊寫，越寫越多，最終輯成《鄭培凱講蘇軾：煙雨任平生》一書，書中有他對蘇軾的認識與理解，也有他自身的生命體味。
「從來佳茗似故人」：蘇軾的雅致生活，離不開詩、書、酒、茶
問：宋代文人的生活一般被認為是極雅致的，如何理解宋人的「雅致」？與唐代文人相比，這種「雅致」體現在哪些方面？
鄭培凱：宋人跟唐人生活的環境不太一樣。唐朝是一個貴族統治的社會，由貴族主導。宋朝是一個平民化的社會，比較開放。在唐代，皇親國戚跟世家大族擁有最主要的權力，一般文人的地位不高，他們需要去攀附貴族階層，如李白要去攀附韓荊州，杜甫要倚靠嚴武，李商隱則被夾於令狐楚與王茂元的牛李黨爭之間。雖然這些詩人本事很大，在社會上也很有名，但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受到了很大的束縛。
「安史之亂」後，經過晚唐五代，整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宋朝開國元勳的武裝被解除，地方豪族的大勢力也基本被科舉功名取代。整個社會變成一個由文人輔佐皇室的社會，文人備受重視，地位被大大提高。
唐人崇尚豪華、恢弘的事物，唐詩對貴族生活多有描寫，這種生活注重對物質的追求，屬於鋪張炫耀型。宋人則不同，他們強調文雅，對於物質的討論也比較斯文，希望能在詩情畫意中尋得一種屬於心靈的、和平的雅致。這一點在繪畫上反映得很明顯，唐朝多絢麗的青綠山水畫，宋朝的水墨畫則顯示了文人雅趣。
宋朝人的雅致，具體體現在日常的寫詩、畫畫、插花、品茶、焚香等活動上，現在人們常說的文房雅事在宋朝比較受重視。
問：以蘇軾為例，他一天的「雅致」生活是如何度過的呢？
鄭培凱：蘇軾主動尋求一種休閒雅致的生活。一般來說，除了他被貶黃州、惠州、儋州那段最苦的日子，蘇軾每天忙完公事後，就會寫詩、寫字、讀書、喝茶、畫畫等。
在二三十歲左右，蘇軾就已經文名鵲起。他的字也寫得很好，很多人向他求字，他自己也喜歡寫，幾乎是有求必應。目前我們還能看到他的真跡，如《黃州寒食帖》、《海棠詩帖》等。他書寫的《赤壁賦》，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前面一段已經遺失，是明代文徵明將其補寫完整。仔細看的話，我們能發現二人書法風格的差別，文徵明的字比較俊俏，蘇軾的字比較肥厚。
蘇軾很早就喜歡上了喝茶。不過，當時四川的茶不是特別講究，那時候的飲茶風尚是喝福建茶，最好的茶是福建北苑進貢的，喝之前要研末煎點、擊拂拉花，非常講究。宋人喝茶品賞的程式，在蔡襄的《茶錄》與宋徽宗的《大觀茶論》裡面，有很詳細的記載。蘇軾在很多詩文中寫到茶，如他在杭州寫的《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仙山靈草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最後一句就時常被人引用。其實，這首詩還講到判斷茶餅品質，呼應了蔡襄《茶錄》裡講的：「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瞟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肉理潤者為上。」
他還喜歡酒與美食。雖然喝一點就會陶陶然、醺醺然，但他喜歡和朋友在一起喝酒，喜歡熱鬧。蘇軾寫過一篇《老饕賦》，將自己愛吃的東西一一列出，寫得很有意思。
蘇軾對這些日常生活情事滿懷興趣，顯示他性格開放，樂於探索新鮮事物。人做事情只要樂在其中，就會做得很好，何況他本來就是天賦很高的人。蘇軾的這些愛好也讓他的生活充滿了情趣，即便是在他被貶的時候，他的生活也是豐富的。
「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蘇軾的朋友年齡不等、地位懸殊、性情各異
問：蘇軾擁有廣泛的交遊，與他相交的都是哪些人？對他們而言，蘇軾具有怎樣的人格魅力？
鄭培凱：蘇軾有一句名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蘇軾泛交，他跟文人、士大夫、僧侶、平頭百姓等都有很好的交往。在黃州時期，他就與屢試不第的書生潘丙、開藥店的郭遘、頗有俠義心腸的古耕道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鄰里關係。蘇軾為人爽朗、豁達，不擺架子，不同階層、不同性情、不同年齡的人都與他相處得非常愉快。
當然，與蘇軾來往比較密切的，多是社會上比較有地位的人，許多都是才華橫溢的精英。他虛齡20歲中進士，那一年的進士考試可以說聚齊了北宋文化的靈魂人物——考官是歐陽修，蘇軾、蘇轍、曾鞏同榜考中。蘇洵雖然沒有參考，但他送兩個兒子赴京應考，與這次考試也有很深的聯繫。這樣看來，唐宋八大家中的五個人都與這次考試有關。不僅如此，這次考試還為北宋選拔了大批人才，如程顥、張載、呂惠卿、章惇、曾布等。正是這群人，對北宋日後的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
同時，蘇軾樂於愛護和獎掖後進，元佑年間，蘇門「學士」集團確立，以蘇軾為中心，形成了一個頗為龐大的結構網路，構成了一個具有某種統屬關係的人才譜系。但在此之前，蘇軾與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等早有交往。
問：但與此同時，蘇軾的政敵也非常多，他最招人敵視的地方有哪些？
鄭培凱：王安石推行新政，依附者成了「新黨」，反對者則被目為「舊黨」，新舊鬥爭，互不妥協，反覆多次之後，就出現了你死我活的兩軍對壘之勢。蘇軾被視為「舊黨」的一員，他的政敵主要來自「新黨」陣營。
其實，在反對新法方面，蘇軾不是領頭的，他是出頭的。「舊黨」中有很多人是蘇軾的長輩，如司馬光、文彥博等。王安石不喜歡蘇軾的主要原因是蘇軾的文章寫得好，他在文章中批評新法的執行，將問題一一列出，邏輯清楚，有理有據，這就讓王安石很尷尬。雖然別人也寫文章批評新法，但他們的文章沒有蘇軾的這麼有針對性、有力量。
客觀來說，蘇軾雖然被視為舊黨的一員，是一個相對保守的人，但他也是一個比較實際的人，講究政策落地後的實際效果。熙寧初年，王安石變差役為免役時，蘇軾曾是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但此後多年擔任地方官的經歷讓他逐步認識到，免役法按戶等徵稅僱役，頗合「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可以斷絕官吏勒索的機會。後來，蘇軾曾將自己十多年來對新舊法利弊的深思熟慮，對司馬光和盤托出，希望司馬光能夠更全面、更慎重地對待免役法的存廢問題。誰知司馬光個性極為執拗，對新法的成見太深，根本聽不進不同意見，反對蘇軾心生不滿。
問：如何理解北宋當時的政治環境？
鄭培凱：王安石推行新法得到了宋神宗的大力支持，新法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決國家財政空虛的問題，即如何收取賦稅，發展經濟，改變北宋國力衰弱的面貌。那時，北邊的遼國，西邊的西夏，都對北宋虎視眈眈，圖變是大家的共識。不過，「舊黨」人士認為，新法本意雖好，但在執行過程中存在很多問題，如執行者對百姓很粗暴，與民爭利等。理性來說，新舊黨之間的主要分歧不在新法本身，而在於新法的具體執行方式。
王安石這個人很固執，他不跟人妥協也不跟人協商，得到皇帝的支持後，他全然不顧不同意見，雷厲風行，一味地強調新法的落實。這種情況下，像司馬光、文彥博這些本來很有執政經驗的人就申請隱退了，蘇軾則申請外調，希望能遠離爭端的中心。
北宋是一個文人社會，對儒家的信條比較遵守。王安石讚許商鞅，說「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他推行新法，講究雷厲風行，「舊黨」的人認為王安石的行為作派比較接近法家，完全沒有儒家「溫良恭儉讓」的風範。新舊黨之間的衝突又變成了法家與儒家的衝突，進而又被視為「小人」、「君子」之間的鬥爭，「新黨」被視為小人，「舊黨」人士自稱君子。後來司馬光上台後，就認為「新黨」人士都是小人，要把它們全部清除出去，其實他們中不乏真正有能力的官員。
如此，原來圍繞新法執行問題的衝突，牽扯到道德問題，就變得複雜了。新舊黨之間的鬥爭最後有點像是意氣之爭，這是很不好的。王安石顯然是一個很有政治才能的人，可最後所有自稱君子的人都不願跟他往來，以至新法的執行者中多逐利、短視之輩。新法執行過程中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反而愈演愈烈，最終只能以失敗告終。
「此心安處是吾鄉」：生命有短長，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精神的歸宿
問：您曾說過蘇軾不是一個天生的樂觀主義者，但我們從他的創作中感受到的卻是樂觀、通達與自在，蘇軾是如何獲得這樣一種自由自在的心境的？
鄭培凱：蘇軾是天生的樂觀主義者這個觀點，是林語堂在《蘇東坡傳》裡面講的，林語堂在這裡故意誇張了。林語堂用英文寫《蘇東坡傳》，我覺得，他說這個話的時候腦子裡面出現的是incorrigible optimist這個詞，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這個詞在英語口語中很常見，隨隨便便就講出來了，翻譯成中文後，天生的樂觀主義者變成了一個固定表達，其實有待商榷。
應該說，蘇軾天生豁達，心靈比較開放自由。他不斤斤計較，甚至還有點大大咧咧，人家對他不太好，過了也就算了，不記在心上。如「烏台詩案」，他是遭人陷害，但事過他也不再去想是甚麼人怎麼陷害他，後來他官拜禮部和吏部尚書，位高權重，也沒有去報復別人。他這種性格是很可愛的。蘇軾被貶黃州四年，惠州三年，儋州三年多，十年多的時間裡，他的生活是很艱難的，但他最終超越了自己的困厄與苦難。
但他不是天生樂觀，他也有很悲觀的時候。他在湖州太守任上突然被抓至御史台監獄，被關了130天，「烏台詩案」於他是非常大的打擊，其間他一度想過要自殺。有一次，他以為自己要被殺了，因為他那天收到的牢飯裡面有魚，而他曾跟兒子蘇邁約定，可以送所有的食物，但是不要送魚，送魚就表示被判死罪。他兒子那次為了張羅開銷而外出，託人送飯，卻沒說明不可送魚，蘇軾看到魚，以為自己死定了，寫了兩首絕命詩給弟弟，其中寫道：「柏台霜氣夜漆漆，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很是淒涼。
出獄後，蘇軾被貶黃州，身無長物，被打到了社會底層，房子也沒有，住在廟裡頭。到黃州的第二年，在朋友的幫助下，他在城外東坡得到一塊地，自號「東坡居士」，躬耕自食。在第三年寒食節的時候，暴雨浸入住處，狼狽不堪，寫了兩首《寒食詩》，第二首說：「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簡直是呼天號地，淒涼極了。他能超越生活的窘迫與心理的困境，是極為了不起的心靈超越與提升，不是甚麼「天生樂天派」的結果。我們應該注意，蘇軾活了66歲，46歲以後才自稱「東坡」，這一稱號其實也說明，他離開了之前比較悠遊的生活，生命已經進入了另一種境界，落魄卻也自在。此時的他已經放棄了對仕途的嚮往，只希望能夠安安穩穩過日子。
蘇軾貶謫黃州期間，他讀佛書，重讀《莊子》，整理父親蘇洵的遺著《易傳》，這些對他應對這一重大人生變故有很大的裨益，讓他的心境慢慢平和下來。他寫《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記承天寺夜遊》等詩文，結合自身遭遇，洞察生命的意義——生命有具體的短長，我們會生老病死，可是我們在生命當中，可以有無限想像空間，可以開拓精神的世界，能夠體會生命的快樂。
問：蘇軾在詞中寫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如何理解他所說的「此心安處」？
鄭培凱：「此心安處是吾鄉。」是蘇軾好友王鞏的歌伎柔奴的話，王鞏因受「烏台詩案」牽連被貶嶺南，柔奴始終跟隨不離不棄。王鞏到「元祐更化」才得以平反北歸，他們在汴京跟蘇軾見面時，蘇軾問他們在嶺南生活的如何，柔奴答以「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蘇軾大有感悟，寫下著名的《定風波》，結尾是：「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我想對於所有中國人來說，你了解中國文化並陶冶其中，中國文化就是你的精神領地。或許你在日常生活中會遭受一些困難，比如遷徙到了另外的地方，物質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只要你還徜徉在中國文化之中，這並不影響你最重要的生命意義。我想，「此心安處是吾鄉」說的是，只要你能夠找到精神上的歸宿和生活，那你的生命就沒有白活，「此心安處」也就變成了「此生」的概念。
蘇軾對「此心安處」應該是深有體會的。他把很多日常生活的接觸，跟精神生活的態度連在一起。他食肉誦經，別人說不可以這樣，他就漱漱口，還是照樣吃肉，說「酒肉不礙菩提路」。他也很會苦中作樂，蘇軾在黃州時很困頓，吃不起羊肉，於是他就發明了東坡肉的做法，還很得意地寫了一首《豬肉頌》：「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他樂於自己動手，做菜、釀酒都自己來。黃州近長江，多產魚，他就做起魚羹來，還用自己做的魚羹請客，別人都說好吃。他還會釀酒，在黃州時他特意請了一個朋友教自己釀酒，但釀出的酒不太好，喝的人都拉肚子，他就不釀了。後來從一個道士處學得釀酒的方子，到惠州後他又開始釀酒。
問：蘇軾時時透露出歸隱的心志，卻也始終在仕途奔波。如何理解以蘇東坡為代表的中國文人的這一矛盾心理？
鄭培凱：蘇軾、蘇轍中進士後，被授官職，但二人都辭不赴任，準備參加第二年將要舉行的制科考試(應試制科，須經大臣舉薦，先由六名考官在秘閣舉行「閣試」，及格者方能參加御試。制科極嚴，應試者少，通過者更少。因此，制科出身，其榮耀又加倍於進士及第)。
為應付這次難度極大的考試，蘇軾兄弟從家中搬出來，移居到懷遠驛館，專心讀書。一天雨夜，兄弟倆讀韋應物的詩句「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心有所感，想到不久的將來，兄弟倆各自外出為官，對床夜話的平常光景將變得十分難得而珍貴。於是雙雙約定，日後功成名遂，完成社會的責任和義務，一定盡早隱退，同回故鄉，縱情山水。在此後漫長的歲月中，他倆一直對這個風雨之夜念念不忘，無數次在相互贈答的詩篇中提到這個約定。
蘇軾是希望歸隱的，如果經濟狀況可能，環境可能，朝廷允許，他不願意去趟政治這潭渾水，閑雲野鶴、詩酒風流才是他的嚮往。在做杭州通判的時候，蘇軾就想到常州歸隱。
可是歸隱是很難的，官場不是你想離開就能離開的。古代讀書人都有治國平天下的志願，這是儒家所要求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進入官場，服務皇室、參與國家大事、為人民做事，這是讀書人的責任和義務。以蘇軾為例，他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上層社會，進入官場，成為大家矚目的精英後，不是說想歸隱就能離場的。如果你沒有參加科舉，沒有進入過官場也就談不上歸隱。可是你做了官還想要歸隱，就會出現矛盾，即個人與集體，個人事務與國家事務之間的矛盾。
「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赤壁賦》中的人生感悟，是莊子的，更是蘇軾的
問：蘇軾真正的人生志趣是甚麼？
鄭培凱：蘇軾年輕的時候，的確想要為國家、人民做事情，他有這份儒家的理想，而且還很強烈。這跟杜甫的志願基本相同，「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做出一番事業。但同時，他受到老莊的思想的影響，希望能在文學藝術上有所超越，發揚文化傳統的真善美。他還受到佛家的影響，對世事的衝突看得很淡。但儒家的思想貫穿他的一生。
經歷種種衝突，尤其是在多次被貶以後，我覺得蘇軾心裡真正想要的，是平靜的生活，是不違背自我人格君子典範。他從海南北歸的時候，我認為他沒有那種「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想法。
問：您自幼喜歡蘇軾，談談您在不同階段喜歡過的蘇軾的作品。
鄭培凱：我少年時喜歡讀蘇軾的詞，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夐潔，《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豪壯。但那時的我並不知道「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道出了他對弟弟蘇轍忱摯深厚的兄弟之情，並由之衍生出人世的無奈和對情誼的執着。讀《念奴嬌》，只感到豪情萬丈，欣賞「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的瀟灑，完全沒有體會「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的歷史蒼涼，以及他貶謫黃州的心境。中學時代，朗誦《赤壁賦》，誦讀到「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好像完全體會了蘇軾的豪邁。但直到這幾年多次書寫《赤壁賦》，才領悟到蘇軾貶謫黃州，是如何與苦悶的悲情相搏，從歷史滄桑之中，體會生命的當下意義。
問：請具體談談您對《赤壁賦》的理解？
鄭培凱：蘇軾被貶黃州兩年後寫了《赤壁賦》，再過了不久，他又寫了《後赤壁賦》。古代很多評論家認為《後赤壁賦》寫得要好些，因為《前赤壁賦》中講道理講得比較多，但是他裡面的道理都是莊子的道理，是老生常談的東西，蘇軾只是在引述莊子的道理。《後赤壁賦》寫蘇軾的經歷，到結尾的時候，他寫了一個夢：「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俯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現實和夢境結合起來了，人和自然、人跟宇宙聯繫起來了，給人一種超脫的感覺。
但我認為，《前赤壁賦》是蘇軾熟讀《莊子》之後，體會的人生意義。「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說的是，你從天地的角度、時間的角度看人，人生短暫，好像是滄海一粟。但是，如果從自己的角度來看，我們能夠體會自己生命的歷程，那麼，我們可以共用清風明月，物我無盡，至於天長地久，也沒甚麼好羡慕的。這種對人生的感悟，了解宇宙無窮，但也感恩此生現在，可以在精神飛躍的境界，體會生命的實存狀態，是莊子的，更是蘇軾的。
(鄭培凱：文化史家、詩人、書法家。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現任團結香港基金學術顧問、中國民間藝術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香港集古學社社長、浙江大學客座教授。2016年獲頒中國香港政府榮譽勳章。著作與編著百餘種，於文化意識史、文化審美、經典翻譯及文化變遷與交流方面建樹尤豐。)
